红薯又名红苕，农村人叫苕萝卜，好像与辣萝卜、胡萝卜是一个家族。其实它是400多年前才入中国籍。因此，它还有一首顺口溜：红薯红薯，命生得苦；漂洋过海，历经寒暑；剪成万段，插进泥土；红颜娇美，刀削水煮；滋养人体，以身相许。
        我认识红薯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记得1959年至1961年三年大天干，田里的庄稼全都干死了，颗粒无收。政府进行生产自救，从外地运来一车车红薯藤子，分到各生产队时,红薯藤子上的叶子已烂掉，只剩下赤条条的藤子。这东西栽得活吗？社员们十分怀疑。谁知，剪成一截截插到地里去，浇上一次水后，它居然活了，长出了叶子，牵出了新藤，并盖满了田垄，根部渐渐膨胀，将泥土胀裂开来，露出了它那鲜红的身体，怪诱惑人的。
        到了挖红薯时，便是社员们最开心的时刻，出工的男女社员都把全家老小带到田里去，一边挖一边大快朵颐，大人小孩的嘴巴上抹了一层紫色的口红。大家你望我，我望你，充满菜色的脸上抹道口红，土不土，洋不洋，啼笑皆非。生产队会计就按各户抢的工分和人头来分红薯，60%按工分， 40%按人头。那些家大口阔、劳力少孩子多的人家就分得少，不够吃。
为了度饥荒，生产队给每户按人口分了一点自留地，也就是后来所批判的“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留山、自留人、包产到产)，全都是边远地方的荒坡荒山荒地，只能插红薯。我家只有母亲和我们兄妹共3人(父亲在外行医)，也分了3分荒坡地，大概有斗把田。这块自留地虽然离家较远，又是荒坡长满野草，可是母亲如获至宝，终于有了一块自己的田，利用工余时间去开垦、翻耕、耙细，打成一条条厢子，队里分了红薯藤后把它插进地里，浇了一遍水，天天跑去拔草、翻藤。红薯成熟了，母亲就去挖。挖的红薯和割的红薯藤堆得像小山，怎么把它弄回去呢？
        这里离我的湾子有一里多路，又是荆棘茅草丛生的小道，上坡下岭十分难走，再加上母亲身体差，我13岁，妹妹10岁，全靠母亲一人来挑是难以挑完的，同时她还要出集体工。我自告奋勇，放学回家后就去挑红薯。我和母亲用箩筐挑，妹妹用篓子提，一直到天黑才把大几百斤红薯弄回家，堆了半边厅屋，第二天下午放学后，我又去把红薯藤一捆一捆地捆好，像纤夫拉纤似的，把一捆捆红薯藤拖回来，薯叶喂猪，薯藤喂牛(耕牛是集体的财产，分到各户喂养，计工分)，一冬一春就靠红薯度过了饥荒。那段岁月,从炊烟里闻到的都是苕味，蒸的吃厌了就切成片煮着吃，上学也是带着几个蒸红薯当午餐。可以说，红薯是人类的“患难之友”“救命恩人”。
        我爱红薯，是因为它四海为家，不挑肥瘦，不讲条件，不争得失。只要有一寸泥土，一瓢水，它都能生根、长叶、结果，其果实人可食，薯叶喂猪，薯藤喂牛，一切都献给了人类。丰年，人们乐于精粮，对红薯不屑一顾，它毫无怨言；灾年，人们又想起了它，靠它来充饥度荒，它甘之如饴，真可谓宠辱不惊，恩怨皆忘。这是多么值得赞美的一种不求索取、只讲奉献的精神！
        通联：京山市人民政府家属区北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