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蕴”是顺河街上唯一一家旗袍店的名字，招牌很小，只有一间门面。门外屋檐下有个衣服架子，挂着一件最新款的旗袍样品，有时候是红色绣着洁白的梅花，有时候是蓝色绣着盛开的牡丹，特别引人注目，让行人路过时不禁放慢脚步，有意无意地瞥上一眼。进店是一个柜台，上面放着各种颜色花纹的绸缎供顾客挑选，最里面是裁剪、缝制用的工作台，几乎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一，使整个屋里空间显得十分局促。
开店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的瘦高个，姓胡，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透着浓浓的书卷气，他负责采买原料。女的不知道姓什么，大家都叫她绣娘，负责剪裁缝制，秀气文静得如一汪水，平时几乎连屋都不出，每天低眉顺眼地只知道干活。街上有的人说，这是一对野鸳鸯，是瞒着两家大人私奔出来的。
旗袍属于奢侈品，在顺河街这种小地方也只有几家乡绅士族的太太小姐穿，跟大多穷苦人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顺河街虽然繁华，旗袍店的生意却一直冷淡，来店定制旗袍的客人不多，甚至有时候几天都等不到生意上门。好在旗袍这种衣服有很强的针对性，只要进门的人大都有购买定制的意向，又都是不差钱的贵人，利润高，店里开支倒也能勉强维持。
没有生意的时候，绣娘也很忙碌，不是裁剪缝制旗袍，就是在纸上写写画画。胡先生不出门的时候则搬把椅子坐在店门口看报纸，见了熟人展颜一笑，算是打招呼了。他更多的时候是发呆，望着不远处一家人来人往、生意兴隆的“赵记”杂货铺发呆。
“赵记”杂货铺离旗袍店大概二百米，经营着本地的土特产和柴米油盐等日常用品，老板四十多岁，姓赵，是本地人，人们都叫他赵老板。胡先生和赵老板谈不上很熟，也就是见面点头的交情。倒是赵老板的女儿丽丽很喜欢穿旗袍，经常来店里找绣娘，绣娘也就是在丽丽到店里的时候话才多一些。
“绣娘姐，又出新款式没有啊？”丽丽每次来都如一只燕子，看也不看胡先生，轻盈地绕过柜台，落在正忙碌的绣娘旁。这时的绣娘就停下手中的活计，把眼睛眯成了一对弯弯的月牙，嘴角荡漾起一抹开心的微笑。
“昨天熬了半夜才想出个大概，还没有最终确定，正好你来了，可以帮我参详参详。”绣娘回答后，便拿起几张纸，两人窃窃私语起来。每次来，丽丽总爱挎一个坤包，有时候掏出几张纸来给绣娘看，有时候又拿几张纸塞进坤包里。胡先生从不参与她俩的谈话，往往是丽丽刚进店门，他便知趣地走开了。
一天中午，一直在屋内很少出来的绣娘却反常地来到店门口，站在最高处张望，焦急得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人。她穿着一身鲜红的旗袍，上面绣着洁白的梅花，离很远就能望见，像一团火。她的这一举动引得众人纷纷侧目。也正在这个时候，顺河街上突然被一阵由远而近的车声碾碎了祥和。车在旗袍店门前停下，跳下众多国民党军警。
新中国成立后才真相大白，顺河街杂货铺是我党泉河县委的地下活动点，旗袍店是保卫县委安全的预警点和信息中转站，我地下党在杂货铺活动，由旗袍店负责外围警戒并传递是否安全的消息。为了保险起见，每个到杂货铺接头开会的同志，都会先看一眼旗袍店外放置的那件旗袍样品，如果是蓝色绣有牡丹图案就代表安全，如果是红色绣有梅花则代表着危险。那次，在得知有叛徒告密后，绣娘其实是有时间撤退的，可胡先生外出送情报未归，万般无奈之下，绣娘只得以身示警。
新中国成立后，胡先生当选为顺河街所在的泉河县第一任县长。顺河街上的人发现，每有空闲时，胡县长总爱在旗袍店门口徘徊，轻轻抚摸早已锈迹斑斑的门框，泪流满面。
绣娘真名林秀，来自上海一个富裕家庭，牺牲那年才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