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锋自言他在文学写作上取得的成绩源于他的勤奋，笔者以为其出彩的“农民小说”创作还源于他以农民代言人身份来书写农村的创作自觉。对作家而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真实创作出一个时代的风貌，非如此不可。作为一直在乡镇生活的70后作家，他生于兹，长于兹，工作于兹、创作于兹，他对农村生活、农民群体、农业问题的关注与了解是配得上“深入”一词的。小说集《倒春寒》便由此而生，其中多篇作品的创作初衷都是在深入帮助农民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触到农民现实生活的困境。他的“农民小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创造的真实可感、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对农民命运的悲悯情怀上。小说结构是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传统线性结构，故事情节完整，语言朴素直白，多用农民日常口语，这些构成了彭永锋“农民小说”的基本气韵。
一
人物之于作家，犹如百川之于湖海，互相成就。文学史上推崇的作家身后，都立着一排人物，经典作品塑造的人物已经远超出作家本身存在的意义，拥有更久远的影响力。鲁迅先生去世八十余载，可阿Q，祥林嫂依然鲜活；也许读者不了解列夫·托尔斯泰，可我们却深深记得聂赫留朵夫的觉醒与救赎，安娜卧轨时的煎熬与迷乱。对此，彭永锋深谙此理，小说集《倒春寒》通过塑造老鬼、水秀、杨霞、王三、姜有财、郝爹、幺爹等一众人物撑起故事，点亮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彭永锋不着力刻画人物外形，只在具体的语言和行为中，使人物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慢慢显现在读者眼前。彭永峰始终把创作的焦点对准他所熟悉的、怜悯的、热爱的农民，成功塑造了一批农民形象。
农村基层干部是系列形象之一。他们是农村的脊梁、人民的公仆，真正做到了亲民爱民，恪尽职守，它们代表着党对农民的良心。老鬼，姜有财，老党，彭书记……都是“沙县”的基层干部代表，在与农民最接近的地方，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老鬼”有着一定的阅历和处理民政事务的经验，他最了解农民的行动方式和动机，坚定而心怀怜悯地帮助农民解决一切他们在意的事，即使处理起网络舆情——这个农村最棘手的问题也处变不惊，这就养成了他通情达理、正直、善良、冷静、讲原则有方法的性格。村支书姜有财有同样的人格魅力，在处理“发小”的低保问题上，坚持情与法的原则，不计个人得失、为农民谋利益的正直善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钦佩。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致力解决新时期农村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民生问题。
农民群体是作者塑造的系列形象之二。《王三的个人忧伤》成功塑造了“王三”这个承受生活重压，苦闷无处释放的农民鳏夫形象。正值壮年的王三的妻子因一次“蹊跷”的摔车事故而死，王三为向“上面”要一个说法，历经波折，求不得果。身在上海大都市的儿子又在这个节骨眼索要大额钱款买房，种种压力将一个中年丧妻的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却依旧默默忍受。彭永锋将王三复杂的、灾难性的生存境遇放置在现代农村，将这一群体的生存经验艺术性地呈现出来。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人生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细节真实作为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所必备的因素，尤其重要。彭永锋擅长通过对日常生活中极具代表性的行为和心理进行提炼和概括，在细节真实中凸显人物典型特征和形象。
以《王三的个人忧伤》中对“吃”的细腻描写为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民以食为天，无论再困窘的境地，只要还想着吃，就意味着生活还有希望。王三独自一人承受生活重压，儿子又不体恤自己。面对几近绝望的生活，王三依然步履不停，“吃”着，活着。小说中多次写到了王三“吃饭”的场景：“王三下了一碗鸡蛋面，呼啦几口吃完，抬眼发现狗吐着舌头拖着口水巴巴望着自己，才想起还没有喂狗食。”“（王三）进了屋，开了电视，窝进躺椅，肚子咕咕叫……便又去煮鸡蛋面条。吃了面，把了猪食，喂狗食时……”“王三在田埂边抓了一把菜苗，用菜苗把鸡诱进院子，宰了中午下酒喝。鸡肉煮粉条，一大碗煎鱼，一盘花生米和一盘青菜，看着桌上冒着热气的菜，成就感从王三心底泛起。”“王三嫌摘菜洗菜再淘米做饭太麻烦，冲了一瓢水在锅里，继续吃鸡蛋面条，吃了两口觉得寡淡无味，舀了两勺子豌豆酱，咸咸的，辣辣的，开了胃口，便又倒了一杯酒，抓了一把花生米，喝一口酒，剥两粒花生米。吃一口面条。”“王三嘴里有些淡，想到镇上买点豆腐割点肉改善改善。”之所以将这些细节悉数引用出来，是因为正是这些细节刻画，使读者看到了王三这个对生活隐忍、坚韧、庸俗又悲壮的“圆整”的人物形象。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认为，对极其有限的人，我们知道其内在生活和行为动机，而小说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它真正地揭示了人物反观自身的内心活动。即使在最无望最乏味重复的日子里，王三仍然不忘在白水面里加鸡蛋，不忘把狗食，把猪食，不忘买肉置酒改善“有些淡”的嘴，这是人性最真实的反映，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对充满苦难的生活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的认命，只要活着，就要在这世上磨着。无需思考活着的意义和生命的本质，这是精英知识分子该思考的的事情。通篇氤氲的苦闷与压抑氛围在“活色生香”的吃中，有了现实的生活底色。
农民情感的空虚与荒芜，是小说人物塑造另一个独到之处。长期扎根基层，为农民服务的彭永锋，深深知道中国农民历来传承的坚韧与难言的悲苦，这种苦不仅仅来自于物质的匮乏、知识的缺乏，更来自精神的空虚与情感的荒芜。彭永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艺术性地“言语”，开掘出深刻的主题，启人深思。
不管是因意外失去伴侣的幺爹还是因为丝毫得不到丈夫爱怜的水秀，都是现实意义上的情感荒芜者。中国历来的文化传统就是谈“性”色变，这是一个被忌讳和禁忌的话题，更何况是话语空间本就逼仄闭塞的农村，所以农民的正常情感诉求和生理诉求受到了集体无意识的忽视甚至压制。以作家敏锐的感知力，彭永锋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王三的个人忧伤》《“鸡太保”》《郝爹的故事》《幺爹的房子》里对这个话题均予以书写，笔者推测由于文化环境和地域环境的限制，作者始终没有对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着力书写，没有冒险深入挖掘农村鳏夫内心和问题核心，而仅仅停留在欲言又止。正常的生理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是对人性极大的压抑。
唯有在《“鸡太保”》中对水秀和建设这段被世俗伦理所不容的感情中，作者写出了人性的真实，写出了农妇水秀和农民建设惺惺相惜的美好爱情，这是全集唯一一篇比较直接写农民的性与爱的小说。水秀的丈夫粗暴自私，对勤劳持家，辛苦养儿的水秀没有丝毫的疼惜与怜爱，平日里抛家不顾，却在水秀爱上温柔体贴，让她“实实在在感受到女人的快乐”的建设后，家暴、侮辱从此就是水秀的宿命，水秀却丝毫逃离不了。此篇的成功之处在于，即使是被认为伤风败俗的婚外情也让读者丝毫恨不起来当事人，反而多了一份理解与同情，从水秀被爱唤醒的懵懂，到渴望爱的激情，再到逃不掉的隐忍，作者始终用克制的笔调、节制的情感书写“故事”，让水秀这个人物“立”起来，给读者心灵的震颤。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它不是历史的审判者，不是哲学的启示录，却在人性幽微处启发出读者内心的真善美，它起于故事，止于启蒙。
二
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其本质就是社会性的，但是文学创作又不等同于社会进程的简单反映，而是对某一时代的概括性反映。文学史上，“农民小说”历来有着传承与延续，我们从鲁迅的乡土题材小说中了解了乡村文化的愚昧、农民“国民劣根性”的顽固，农民的觉醒问题成为鲁迅时代要解决的问题；30年代“乡土作家群”让我们了解了农民的反抗意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50年代政治风波，高晓声开始从现实层面书写农民最关注、最迫切的“吃”“住”问题；80、90年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多元化，使得莫言、刘震云等作家的“农民小说”一方面蕴含着对农村苦难记忆深深的眷恋与同情，另一方面又有着深刻的反思；文学作品是社会和时代的概括性反映，彭永锋延续了这一传统。新时期农民面临的问题似乎并不比“传统农民”面临的问题简单，彭永锋力图通过自己手中的笔为农民解决面临的困境。
近几年，精准扶贫一直是国家大计之一，谈到农村农民，必谈扶贫。医保改革、丧葬形式改革、扶贫工程、社会治安管理等等，这些举措甚至具有历史性事件的含义。彭永锋从多个层面对这些“大”事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叙述。作家在《“老鬼”》中对农村低保、火葬、危房改建、网络舆情处理、防汛、就业、精准扶贫等多个问题进行了全景式、真实的“记录”，把小说中的某些社会画面抽取出来就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的重要“材料”。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认可这一点，但他们同时又指出“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它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一个作家不可避免地要表现他的生活经验和他对生活的总的观念。”从现实意义上讲，将“三农”问题反映出来，引起大众对农民群体的关注，于实际解决社会问题有益；从整部文学史的含义上讲，亦有着极大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彭永锋怀揣作家的良知与悲悯情怀，试图在宏大的时代中替农民发出自己的声音。
柯勒律治曾经说过，任何人的生平，无论它如何没有意义，只要如实地记述出来都将是有益或引人入胜的。笔者认为，他的看法是非常有意义的，经历了文学的“严肃”时代，作家们从书写宏大历史的向度转变到对“个人历史”的关注，让无数个“当代史”里的人作为观察者，体验者，记录者，普通人用朴素的语言书写身边的人和事，未尝不是史学观念里的有益补充。不管是否有意识，彭永锋都在用作品实践这一文学理念。
三
彭永锋近几年的创作都集中在他关注的“三农”上，这一题材也成为他创作的沃土,他的“农民小说”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底色，他同情怜悯农民，热爱农民群体，但又为他们的处境忧心。正如他在散文集《苍苍蒹葭》中写到，“如父母一般的十亿农民也就是在这样周而复始的一茬一茬收割耕种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乡村生活的简单与复杂、农民情感的空虚与荒芜、农民的隐忍与坚韧，都被揉进对农民生命价值的哲学意义的思考。
相比较鲁迅、高晓声、刘震云等乡土作家对农民的批判意识，彭永锋对“农民文化”的理性审视力没有那么深刻，批判力没有那么强烈。在他创造的这个世界里，没有愚昧与狡黠，有的是真实的农村生活、农村景象、农民的喜怒哀乐，他所描述的乡村生活的真实，农民性格的全面，以及他在文学创作内容和形式上与农民生活的贴近，对反映这个时代的乡村社会风貌是有参考价值的。他的“农民小说”实现了文学对人性、对生活应有的悲悯，对社会问题应有的揭示，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创作自觉与良知。文学始终是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走进群众，传播真善美，激励或者说鞭策社会进步，一定是文学应该担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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