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是一个书虫。

我对书的着迷，缘于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

我至今还记得幼小时外婆给我讲的许多故事，其中记忆最深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里有个很有趣的细节：梁祝同窗三载，梁山伯居然不知祝英台是个女的，两人一直以仁兄贤弟相称。后来梁山伯发现这个“贤弟”很少跟他一块儿上厕所，即使偶尔同厕，其姿式也大不一样。于是他就憨憨地问，贤弟呀，我们解小溲都是站着的，你怎么总是蹲着呢？祝英台一听脸就红了，道，蹲着屙尿是君子，站着屙尿是小人！

外婆在讲故事的时候，我总爱提各种问题。外婆脾气好，我问什么，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作解释。

“外婆，祝英台为什么非得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的去上学呢？”

“那呀，那是因为过去女的是不能上学的呢。”

“为什么女的就不能上学呢？”

“那呀，那是因为族规不允许呢。”

“什么是族规呢？”

“那呀……”外婆被问得有些烦了，“你这个伢，就爱打破砂锅问到底！”

“什么叫‘打破砂锅问到底’呀？”

“那……”外婆彻底无语。

是啊，世界上有这么多搞不懂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去弄个明白呢？

上小学后识得些字了，我就开始从连环画里寻找新的世界。

那时的新沟镇大街上，到处是卖连环画的书摊。在那里，我读到了大量由古今中外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册，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林海雪原》《安徒生童话》等等。

上小学四年级，我就开始看长篇小说了。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偷看《烈火金钢》，结果被班主任发现了，当即缴了我的书。我自知理亏，不敢吱声，心里却疼得不得了。好在放学的时候班主任又把书还给了我。他并没有斥责我，只是叮嘱我以后不要再在上课的时候看小说了。

那时候看的书，都是找别人借的。我父母是做缝纫活的手艺人，也没什么文化，家里没有任何藏书，书店里也无书可卖。于是只有找别人借书。

可我头一回借书，就把人家的书弄丢了。

借给我书的，是我们同屋的一位名叫云英的大姐。我们一家人当时租住在云英姐家里，平常两家的孩子经常在一起抓瓷子、跳房城、下“成三棋”、玩“索子穿花”等等。云英姐当时也就十四五岁吧，是个性格挺好的姐姐。我有次放学回家，发现她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厚厚的小说，我在一旁看得眼馋，于是就涎着脸皮找她借。云英姐爽快地答应了。

那本书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是没有封面的那种。那天时近黄昏，我正拿着那本小说坐在缝纫社门口看，一个年轻人向我走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看的什么书。我一看他的衣着，知道他是五七油田的，心里就有几分本能的敬意。当时新沟镇上驻扎着成千上万的油田大军，五七油田给小镇带来了勃勃生机，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多不胜数的各种汽车，还给我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在我的心中，石油工人就是偶像。

我把小说递给这个年轻人，他信手翻了翻，问能不能把这本书借给他看一下。我说这书不是我的，我看了还要还给人家呢。他就说，小兄弟，我就看两天，看完了再还给你不行吗？我想了想，就答应了。

这个人把书拿走后，我心里还老半天不踏实，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仅仅因为他是石油工人，我就信了他。

两天过去了，这个人没把书还来。每到下午放学后，我就痴痴地站在街道口等，可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个人始终没有出现。

我绝望地哭了。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云英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当受骗，也是我第一次借了别人的东西没能还上，对那个言而无信的家伙，我真是恨死了。

小学刚毕业，我就参加了文工团。虽然过早离开了学校，但我对书的痴迷依然如故。只是那时能够买到的书很少，除了《毛泽东选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的剧本，就是鲁迅的杂文、浩然的小说，至于像四大名著等，是在1973年毛主席提倡读一点《红楼梦》之后，才在新华书店有了销售，但也只是内部限量供应。

记得那是1974年的某一天，我的师姐舒生蓉从新华书店买到了一套新出版的《红楼梦》，惹得我眼馋了好一阵子。当我得知她是找新华书店业务经理罗家树买的，我当即跑到新华书店找到了罗经理。我自信，罗经理既然能把《红楼梦》卖给舒姐，那他也应该能把书卖给我，因为这个罗经理有个爱好——拉京胡。我刚进文工团那会儿，正赶上文化系统办学习班，新华书店跟文工团在一起集中学习，罗经理有空就爱拉拉京胡，因为我的京剧唱得好，罗经理经常把我叫到他跟前，他拉，我唱。

我兴冲冲找到罗经理，却不料碰了一鼻子灰，我明明看到他那柜子里放着一套崭新的《红楼梦》，可他死活就是不肯卖给我。我站在他的办公桌前，至少说了两个多小时的好话，说到最后几乎是哀求了，却还是没能说动他。罗经理的理由只有一个：你太小，不适合看这种书。

我非常恼他，以至于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对这个铁石心肠的老罗耿耿于怀。哈哈，他可能压根儿也想不到，二十年后我会成为他的顶头上司吧？

买不到《红楼梦》，不等于我看不到这本书。这个老罗心肠硬，可是我的那位舒姐还是蛮好的，只需几句好话，我便轻而易举地从她那里借到了它。一看，还真是入了迷，书里的好多诗，如《好了歌》《葬花词》，还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里的那些诗词等，我都能倒背如流，读到晴雯之死、黛玉焚稿，我甚至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当然，读了“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见熙凤贾瑞起淫心”等章节后，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罗经理死活不肯把这本书卖给我的苦心。

须知，我当时还不到15岁，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男孩啊！

我开始大量地阅读中外名著，是在结识了一位青年才俊之后。

他叫彭安平，人称彭博士。

彭博士长着一副喜剧面孔，他圆脸蛋，瘪眼睛，无眉毛，面相虽滑稽，却满腹经纶。他其实只是个高中肄业生，我最初接触他的时候，只知道他的小提琴拉得好，不料他还能写小说，而且一动就是大手笔——长篇小说。这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我很快成了他的忠实粉丝。

在与彭博士的频繁接触中，我发现了他床底下的一个秘密宝库。那里有一口大木箱，里面装的全是各种颜色发黄的小说，古今中外的都有。于是，我有幸从他那里接触到了司汤达的《红与黑》、屠格涅夫的《前夜》、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雨果的《悲惨世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这些书当时都属于禁书之列，在书店里是绝对买不到的。

人是一个奇怪的动物，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是有一种想得到它的欲望；而容易得到的却往往弃如敝履，丝毫不懂得珍惜。许多年以后，当政府大力倡导人们多读书读好书，各种出版物多不胜数、唾手可得的时候，许多人的读书意愿早已荡然无存；而在无书可卖的时期，人们对于书的渴望却是如此炽烈。

我每从彭博士那里借到一本书，都如获至宝、细细咀嚼，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快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这辈子读古今中外名著最多的时候，恰恰是那个一切都被封杀、市上无书可售的时代。

后来，许多被禁锢的文学名著逐渐开放，新华书店成为我跑得最多的地方。我的工资除了用于生活所需，最多的花销还是用在购书上。

有一次，听说新华书店刚到了一批新书，其中就有我期待已久的《红楼梦》。在新书首发的那天，我早早跑到书店门前排队购买。前来购书的队伍排成了长龙，好不容易轮到我这儿，却被告知新书已全部售罄。

我很懊恼，问营业员还有什么新书，营业员说还有一套《魏源集》，我一看，是直排本的，繁体字。我当即掏出钱，把这上下两本《魏源集》全买了。是古书我就买，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可拿回去一看，才知道这是一部古诗文、论议、书信集，没有好看的故事，文言文我也看不大懂，尤其对政论类的文章，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所以这套文集一直被我束之高阁。

1985年我调到县文化局后，依然保持着对书的痴迷。除了经常逛书店，偶尔也通过其他渠道买些书。

记得有个叫柳如梅的老头儿，是个农民出身的民间文艺收藏家。柳老头经常背着个帆布书包，里面总是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新书，背到我们文化局机关来卖。他最喜欢跑的，是我的办公室，因为每次到我这里都不曾让他失望。他卖的书大多是岳麓书社出版的文学类书籍，价格比较低廉。如一套文白对照的《史记》，简精装上下册，售价不到10元，非常划算。

我还曾通过“扫黄打非”猎取我喜欢的书籍。有一次，文化局在县城突击扫黄，跟我一个办公室的小李也参加了这次“扫黄”行动。那天“扫黄”归来，她一回到办公室，就兴奋地告诉我，她帮我弄到一本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我喜出望外。这是一本很有影响的禁书，听说里面有许多露骨的色情描写，但从本质上看，这本书其实是一部主题严肃、寓意深刻的文学佳作，且受到林语堂、郁达夫等人的肯定和认可。

我把小李给我的这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藏在抽屉里。可不一会儿就听到扫黄行动组的一个胖男人嚷嚷道：那本书呢？是谁偷书了，是谁偷书了！

胖男人姓隋，是局文化市场稽查大队的队长，也是我的文工团老同事。这个人管文化市场一向是抹脸无情，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个诨名：隋胚子。

显然是有人向隋胚子告发了我，于是这家伙不时把目光瞥向我，然后以一种威胁的口吻道：“谁要是拿了书，最好是主动交出来呀，不然的话我就要报告局领导，到那个时候……嘿嘿，就有些不好看了啊！”

我知道瞒不过了，于是，我极不情愿地把藏在抽屉里的书拿出来，朝隋胚子狠狠地摔去，没好气地说：不就是一本书么，有什么了不起？你有种就到局长那里告我去，谁还不知道你过去干过的那些破事！

隋胚子没有料到我会突然来这么一招，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他嘿嘿干笑了两声，然后尴尬地对旁边人说：他他他……他比我还狠些！

我知道自己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很恶毒的，因为在文工团那会儿，这个隋胚子曾经在一次演出把门时，抓到一个逃票的农村女孩，居然以搜身为名，把手摸到人家身上去了……就是这么个货，他竟以本人偷藏“淫书”为由想作践我，这口恶气岂是本人咽得下去的！

当然，我知道自己这其实也算是一种耍无赖的表现，只不过，我这是为了捍卫一个读书人的尊严。

  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深知自己学历太浅、知识面太窄，于是在我调到文化局后，我便报考了自修大学，系统学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所有课程。

我读书有个习惯，喜欢大声朗读出来，特别是对古代经典佳作，比如“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朗朗上口的美文，加上我富含磁性的朗诵，润乎其心，醉乎其中，其乐融融。

我认为，朗读经典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朗读比默阅更易记忆；二是锻炼了我的普通话会话能力；三是在经典诵读中享受愉悦。直到现在，许多经典名句我经常引用，张口就来，这得益于我扎实的国学功底和早年形成的读书习惯。

我还有个癖好，每天睡觉前或上洗手间时，必须有书相伴，否则我会觉得无所适从，难受得要命。这个奇葩习惯一直保持到一种新的阅读工具——智能手机出现以后。

我对书的喜爱，最终影响了我的职业定位。1994年5月，我从文化局被下派到县新华书店当经理。

组织上这样安排，一定是有着某种合乎逻辑的考量——让一个爱书人去做卖书人，终究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可惜的是，我却再也没有了悠闲读书的机会。因为我太忙了，忙于熟悉全新的工作环境，忙于收拾那已成一盘散沙的烂摊子，忙于应对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忙于带着新华书店这个老国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取生存……

尽管如此，我也不曾远离书本，只是我的阅读内容及方式有了重大改变。我无暇再去读那些纯文学作品，政史经哲类图书则成了我的“主菜”；我也再不能抱着一本书细读慢品，更多的只能是碎片化阅读和有针对性的学习。

总的来讲，我这个“卖书人”的角色还是扮演得不错的。二十多年来，我先后就职于两家“垮台书店”，最后，这两家书店都实现了成功逆袭和华丽转身。其中，我通过多方借力，为荆门读书人精心打造的那座被誉为“湖北标杆、全国示范”的荆门书城，历经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昂然矗立在荆门中心城区，它也成为我职场生涯的收官之作。

有人说，钟清平这家伙不错，还有两下子；而只有我知道，我能够一步步走到今天，取得那么一点点成绩，其实都得益于高人的指点。

这些高人，矗立于书山之上，深藏在字里行间，像阳光雨露一样，一直在默默地滋养着我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