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山没有山。

车停在路边，把我抛在烟尘里，四处平平，不过是几幢三层四层高的楼房。我怀疑下错了地方，校址不是黄家山吗？山呢？

踏着坑坑洼洼的一条沿湖的石子路，向学校进发。矮墙上，丝瓜藤精力旺盛地攀升，路边有静默高大的槐树，自行车声势浩大，丁零当啷按个不休。两个年轻人，抱着吉他，斜倚着，信手拂弦。生平第一次见到真的吉他，在一种奇异的陌生中，我匆匆走路，注意力却长久地落在身后，紫桐花从高树上落下，踏平湖的波纹粼粼不止，跃动着万千金光。

那年，为了让我上高中，父亲卖了两头猪。十六岁的年纪，我已发育长胖，圆脸短发。生于乡野，衣衫寒素，未来是惊疑不定的星辰，隐在遥远的夜空。我在教学楼的转角，经常遇到迎面而来的高年级陌生男生，我感到那种青春气息的压迫，我紧贴着墙，让他们过去。

教学楼后是一大片幽深的女贞树林，树与树繁密地挤在一起。一条近路，从正大门的水泥路边斜伸，向食堂和湖边延展，树叶绿出腊质，发出浓烈味道的黑色女贞子成团地抱在枝头，夜晚林子全黑，人不敢往里面走，树缝里漏出湖岸的灯光，弥散着湖里升腾而来的雾气。县政府附近的号声，早早晚晚，从不缺席。

日式的房子，经年历久，木檐的长廊在岁月里沉默。风起时，能闻见荷花的味道。蓝格子衫的男生和红裙子的女生来来去去，他们的影子在木门木窗下闪动。高音喇叭挂在教学楼顶层的外墙上，清晨和黄昏，无数身影在奔走。石榴树花在夏日里特别红，花萼小酒樽似的托着，花似烧着了一般。单双杠下的土皮溜得圆光光，草丛里蜻蜓和蝴蝶在飞。

不能忘记那个叫阿为的女生。学校里有的木房子很大，用来作女生宿舍，里外两间，相通相连，拥挤又热闹。阿为在我斜对面的上铺，她画淡妆，晚上不卸，清晨起来，略为洗洗，她的妆就清水出芙蓉，似有似无了。她随意地写信，她有喜欢的男生，在汉津街。她甚至会跳一种叫二十四步的舞，动作类似拉丁里的恰恰，她把“追四”“追八”之类的舞曲名称挂在嘴上，那个时候，她开始“混社会”了。她没能完成学业，读着读着就走了。我跟着她，偷偷地织过围巾，逃过课。和她切近的那些日子，我的内心充满了“罪恶”感。我距离她斑斓的城市生活太远了。我会在高坡上一块窄窄的却长达上千米的田里帮母亲割稻子，母亲说，考不上学，这田就是你的。汗水溢出来，口很渴，累到浑身乏力，我躺在田埂上望着高蓝的天空发誓：永远也不要这块地。阿为是我身边卷起的风，或许青春除了没命地苦读，还有另一种姿势。我不止一次地想，离开那些堆积的书本、发黄的纸页，我们在石榴树下来一场歌会或是舞会，会怎么样呢？

许多年后，我怀着热爱又畏惧的心情，回想起封闭而又孤独的高中生活，我想起我总是和男生一样，在大冬天穿着臃肿的棉军大衣，性别模糊地走过残梗横生的荷塘，或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充满了自我放逐的怜伤。我记得湖边吹来的呼啸的风声，教学楼东边的一丛丛窝竹枝散叶披，冰雪落在它们身上，成了它们的样子。我眼神迷茫，行色匆匆，每天在竹林边数次来去。而内心里，我觉得我就是其中的某根竹，恰如写出《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一样，迷失在永恒与时间之中。

我维持着竹子在冬天里的孤绝姿势，课桌里27分的数学试卷带给我绝望。我把所有的自习时间都拿来做数学，一边做一边流泪。终于有一天，下了数学课的时候，周老师走出教室，我追着出去。我问：“周老师，我数学很差，可是我还想考大学，您说怎么办？”周老师让我做课本，做基础题。我回到教室，重新又坐到位子，流泪。唉，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是推着石头上山的女英雄，好像一个人把整个世界的委屈与艰辛努力都扛着了，而周老师就在讲台上，拿着立体几何模型滔滔不绝，他从来不说一句涉及生活的废话，语言严谨又干净，他的眼睛不大，一笑就眯缝起来，单纯如同孩童。他笑，但不常常笑。我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哈着手，摊开纸笔，听得懂听不懂都好好坐在那里，没有什么希望，却好像只要一天一天地走，就能到达什么地方。

我的师尊们，政治吴昌俊老师，英语邓呈武老师，语文邓应平老师，他们在外型上有些共通点。虽则身高不一，却都戴着大眼镜，瘦，十分年轻，像杂志上刊登的大眼镜诗人，面容很严肃，眼神会思考，内心里藏着忧虑和热情，特别符合文艺女青年们海子式的人物幻想。

武大毕业的吴老师踏入工作岗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校长呈递《沙中之十大怪现状》，这性质，有点像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埋首走在大路上，吴老师迎面骑车过来，“呼”的一下在面前把车刹住，这算作小小的玩笑。所有的老师中，吴老师个头最高，他在操场上教从来没有摸过标枪和铁饼的女生，在接下来的那个下午，就在运动会上拿了两个第二名。不知为着什么闹矛盾的事情向他哭诉，他蹙眉听着，后来拿手电筒将我送到宿舍门口。那一次，我突然就悟了，原来，女孩子还可以这样做，把乡下人的狂野收起来，沉静和婉更能得到尊重。

英语邓老师同学们都直称他为老邓。他的英语课几乎用全英文授课，一帮农村孩子听得死去活来，他不为所动，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翻译，再讲，他是在课堂上流汗最多的人。他鼓动我们考外专，于是我们每天都拎着录音机到实验楼训练听力。我们又爱又恨地跟了他两年，我们不知道，他手上的这一只队伍很快就要在本市纵横无敌了。他曾经做我工作让我参加市里英语演讲比演，我再三逃避，我直到现在也不能理解当时为什么厌憎一切性质的抛头露面，是终日里穿着的棉大衣，还是因为胖了些？好在，青春总是自有道理，别扭和狂乱都不算什么。

起文学社真的是件有浪漫怀想的事情。语文邓老师是看老鬼《血色黄昏》的人，他也偶尔提到过名著《十日谈》，好奇地打听，他却断然挥手，说学生不宜。我有一篇《借鸡下蛋》的作文，他给了A+。朗诵课文呢，他喜欢喊小荀，说她语调好听。我不知道平湖文学社是怎么起的，算起来，我至少算是第一批会员，我们选了社长，油印了小册子。邓老师组织了活动，把我们一批人带到了他的家乡京山，瞻仰了张文秋烈士墓，游了崆山洞。洞里流水潺潺，有无数奇异的钟乳石，我们爬上石头合影，小芳的怀里还抱着吉他。回首往事，一切都像梦一样，文字的印迹在生命中原来还有这么清晰的一段，它勾连到我后来在师专当上圣风文学社的社长，勾连到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人生的任何际遇，让我始终记得手里有一支可以写字的笔。有一次，我乘车路过后港，车在镇上停住，我在车里看见邓老师在车外，搬运着行李准备乘车。我没敢喊出声，我一直看着他，我的手每一秒都准备挥起来——如果，他碰巧也看见了我。

黄家山上的沙洋中学，就当时的学校规模来说，占地面积过份地大，有人说，它完全比得上一个大学。这让我有莫名的自豪感。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有龙则灵啊！

珍和我来自一个镇，她家在离我外婆家不足二里的地方，我俩很要好。下大雪的日子，她不上早自习，躺在床上，说是在想化学公式，在脑袋里演练，和上早自习效果一样。她的班主任张老师不让她进教室，要她写保证。她不写，淡定地说，写了保证也不一定保证得了去上早自习。看她游荡了两天，我都为她着急，我找到张老师，想替她保证。张老师说，她自己都不保证，你保证什么？她和张老师的辩论有十八公里长，从不上早自习之前途有无到庄子太极八卦。唉。之后珍去了广东，学了石化，二十多年没见，后来联系上了，她第一件事就是向我坦白，当年……当年嘛，她发现我喜欢某位男生，又畏葸不前，干脆就替我给那男生写了封信。咦，写给谁了，为什么没有回信？她说很快穿帮了。关于写给谁了的问题她守口如瓶，至于为什么没有回信，不提也罢，伤自尊哩。

小芳的儿时朋友莉在校门口棉纺厂上班，她对象跟她吵架。小芳很生气，几个文科班的闺蜜凑在一起，帮着写分手信。从来没有过恋爱经历的人，扔起小飞镖来，“嗖嗖嗖”冒冷气，估计并没有帮上多少忙，反而令那姑娘更伤心吧。

小清的歌唱得比我好，那时候流行《黄土高坡》《走西口》《一无所有》，教室里没人时，我们就在那里吼。我和她合伙吃饭，食堂里允许买四两饭一个菜，我们就买来分着吃。女孩胃口小，可以给家里省钱。我们会站在窗台上边吃边讲街上关于可怖的艾滋病流传的谣言。

河边有照相馆，十八岁时很多同学去存照。我穿着绿毛衣，手里捧着塑料花，戴着黑框眼镜扮文雅，十八岁的脸红通通的，四十五度角，照了侧面。十八岁了，还从来没有拉过男生的手，十八岁了，记得很多席慕容的句子——“亲爱的朋友，今生今世，我只是个戏子，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十八岁了，偷偷看完沈从文的《边城》，结尾处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合上书心中已满是历经了千年万年的沧桑。

学校里的热血往事要说到围墙。沙洋师范和沙洋中学之间，原来有两堵长长的围墙，红砖夹着，有些荒僻。偶尔有人跳墙，这堵或者那堵，进或者出，都算不上什么事件。狂风起于青萍之末，即便是张三穿错了李四的鞋，争斗也可能由此而起，当然，还有可能涉及某个女生。青春有时如同一条夏雨后暴乱了的河流，浑浊有力，充满秘密，但它必须奔腾而下。围墙的夹道里，不小心就演了三国或五胡。课间，好事者推演了十兄弟的排名，保卫科又“请”满了人。男生们会写他们自己的《刺青时代》和《重庆森林》，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谁算作行差踏错呢？
汉江河堤长满了水杉，每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我们会举着旗帜在河堤上进行长跑比赛。一河如带，静水深流，缓慢从容，灰色的天空下有白色的鸥鸟，沙滩、黑羊、红马、篱墙和菜地全在淡白的雾气里，偶尔，我们遇见脸色黝黑、挑着“咿呀”菜担子的农民。

我们热闹而努力地朝前奔忙，为着不肯轻易实现的愿望倾尽心力，上一刻严防着任何一点可能影响成绩和未来的危险因素，下一刻又沉浸在绯色的幻想中不能自拔。生活与学习，现实与前途，理智与情感，自卑与骄傲，混乱而挤压。无力掌控自我，无力争抢未来。需要跑的时候，还在原地打转，哭泣，迈不开腿。

踏平湖的水日夜不停地哗哗前行，钓鱼的人奋力甩着呼啸有声的海杆，那些一定会涌进长江里的水，还在身旁静默，我的身影还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跑。涉彼高岗，我马玄黄，无论我如何地绝望或是充满英雄梦想，在前面不动声色地等着我的是一个铩羽而归的结局。

又圆又大的红日安静地落到雾气弥漫的青色树林里，一起消失的，还有我懵懂而忧伤的青春时光，以及操场上我那再也不见的十七岁的红蜻蜓。

黄家山没有山。可是——

我曾经那样地仰望，我曾经那样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