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家集土顽为了控制群众，就在工事入口处供一个“王灵官”菩萨，每个上街的人都要他向菩萨赌咒，说：“哪个看到新匪不报，就天诛地灭神圣共诛。”但照样找不到新四军，没有丝毫效果。五里铺安置伤员的几家农户，白天敌人来清乡，他们就把伤员背到夹墙里藏起来，夜晚就背到竹园子里透换新鲜空气，比对亲人还要耐烦些。农户间害怕互不信任，就在夜间自动拜月亮，说：“月亮在上，哪个家里把伤员报了，就讨不得好死的！” 李家谟带领武工队，活动灵活、敏捷，每天都把装化好，出门不打眼，夜间行军脚步轻巧，连狗子都不叫，说话声轻，听不到呼吸。进村不叫门，翻墙壁入户，各种暗栓都会开。选择宿营地，不是单家独户不住，消息封锁不好不住，没有隐蔽的林障不住，大路边上不住。李家谟紧紧依靠基本区群众，顽强坚持斗争。每每在外围兜圈子，一转就要个把月时间。五里铺襄沙公路两侧的群众，不仅敢收留武工队，安排吃喝、休息，为他们放哨，还为他们想好逃跑的通道（以防不测）以及第二天的宿营地。谢家夹巷有个10多岁的哑巴，见赵家集来了敌人，赶紧回来报信，比划说来了戴军帽、扛枪的敌人。傅家冲有个三四岁的小孩，见来了收款的乡丁，就朝家里大喊没有人，大人都下田干活去了，人走后又进来对李家谟说，外面来了人。 1947年初，襄西地委、军分区派手枪队与李家谟联系上了，指示荆当远工委的地区改由北山工委领导，并要求李家谟尽快与北山取得联系。李家谟几次率队上北山，均被敌人的武力阻击而没有到达。李家谟便将目标缩小，组成短小精悍的手枪队，既好隐蔽，又易分散，终于与北山党组织取得联系。荆南到北山，路程有100多里，一天一夜才能到达，若途中发生意外，队伍就暴露了，会有危险。于是，大家商定到荆东找一个跳板，以便进出自如。李家谟以汉流身份出现，把队伍拖到荆东革家集，住进付家大冲单家独户的陈茂元家，冒称李三哥的人，来这里做生意。 陈茂元是个真汉流，李家谟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他帮忙探听一些情况。第二天，陈茂元找来的汉流老幺王玉，发现李家谟是新四军，就介绍说自己曾是新四军乡长，现在打渔为生。王玉说他的大哥叫傅鼎成，当过新四军。傅鼎成来后，告诉李家谟，这个地方玩汉流的很多，单家独户的多，人烟稀少，地方又穷，距荆门城近，敌人不怎么注意。同时，李家谟又听当地群众反映，傅鼎成没做过什么坏事，而且当地环境真如傅鼎成说的那样好，敌人打闹都不大到这里来。王玉、傅鼎成向李家谟介绍了当地地形，策划活动方法。李家谟见荆东情况如此好，决定在这里做个好“窝子”。 李家谟回到荆南，先将长枪藏好，再把伤员安置好，对唯一一个不能走的战士，以送瘫子的办法送走，再转送到他的家乡钟西塘港。还派几个人到江南做生意，搞合法活动，以等待时机。除留一个人在五里铺作联系点外，其他人全部开到荆东活动。 李家谟通过傅鼎成，在荆东又集聚了孙海清、任国钧、全楚彦（汉流龙头大哥）、姚明阶等人。孙海清是党员，抗战时期在荆东当过抗日民主政府乡长；任国钧也是党员，中原突围后由孙海清通过做上门女婿的方式隐蔽下来；全楚彦当过红军，抗战时期帮助过新四军；姚明阶是襄西抗战初期民主政府副区长，与新四军有统战关系。孙海清介绍，这里离荆门近，群众关系好，之所以人烟稀少，就是因为被国民党杀得差不多了，所以群众最恨国民党，很同情共产党。 李家谟通过孙海清引荐，拜访了全楚彦，双方一谈就好。全楚彦在黄家集是个说一不二的人，通过全楚彦，李家谟又拜访了姚明阶（姚明阶住在全楚彦屋后）。李家谟答应了姚提出的条件，不建立政权，不收款子，不搞红了。姚明阶为李家谟搞掩护，开通行证。根据三方约定，李家谟就以汉流的方式活动，借砍香来活动青年，把武工队员“职业”化，有的派做小队副，有的被派到荆门县常备队当队员，有的派到乡公所，到处都安插了新四军武工队队员，也都成为了我们的“耳目”。 1947年2月，时值阴历年年关，北山工委召开全体工委会，但北山山内、山外的联系被敌乡公所切断，李家谟带领大家扒起长枪，把坏乡长干掉，杀掉坏保长，除掉奸细，情况很快好转起来了。游击区范围从北山山内、山外一直延伸到荆东，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947年2月，鄂西北区党委负责人刘子久化装转移过荆东，对北山的做法非常赞许，并详细过问其原因。李家谟认为，一是党的领导正确，原地坚持是可能的。共产党威信高，历次革命斗争中在群众中影响大，像五里铺、牌楼岗（荆东）红军时代称为“小洪湖”。经过抗战，进一步提高了群众觉悟。加上敌人垂死挣扎时，愈来愈残暴，使广大群众同仇敌忾。不管敌人压力好大，群众都是拥护共产党的。二是密切联系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帮助他们解决突出的困难，结成生死患难的骨肉兄弟。三是广泛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利用乡保人员为我们打掩护，安插我们的人员，争取合法斗争。同时开展除奸工作，以争取瓦解敌人，挖掉敌人的眼睛，为群众撑了腰。四是本地干部较多，人地熟悉，来去自如，和群众有血肉联系，有时帮助农民生产劳动，有时化作商贩到处活动，真正做到了群众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