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李秉范与王展在白杨岭会合，决定成立北山、漳东、漳西3个工委，李家谟、刘建章、丁锐负责北山工委。 这时，国民党军在荆南公路沿线大量建立据点，修建碉堡，大肆搜索共产党、游击队及地方工作人员，点验民团，站岗放哨，“联保连坐”，挤压游击队活动空间。敌人在柴家集修建工事，建立指挥中心，日夜清乡，如同梳子梳篦子篦，还要求乡保甲长每日层层上报，一时坐探、谍报满天飞。李家谟为了不使基本区红很了，让群众被报复受损失，就指挥游击队到外地去兜圈子，把敌人调出去打。 不久，许猛、安林生带领70多人、两挺机枪、40多支手枪、30多支步枪回到荆南，与李家谟会合。许猛、李家谟共同领导荆南坚持斗争。随着敌强我弱和敌人的反复“追剿”，为了便于分散隐蔽，保存骨干，许猛、李家谟在路西董家祠堂开会，决定动员一部分干部、战士回家，找地方隐蔽起来。剩下60多人，全部是本地人，全都佩带短枪，将长枪埋起来。 许猛、李家谟带领游击队在荆南广泛开展游击战。敌情严重时，以武工队形式分散在路东、路西隐蔽活动。敌情缓和时，将隐蔽的人员召回一部分，将埋藏的枪支取出一部分，袭击敌人据点王家草场、柴家集。每月一二次，多是夜间、雨天行动。每当敌人一出来，游击队马上撤走，人、枪马上隐藏起来，没了踪影。 李家谟带领游击队员，时南时北，忽东忽西，时而跳到汉宜公路两侧与江陵交界地区，时而跳到荆当公路南北和当阳香炉山、洪庙等地，牵着敌人鼻子兜圈子，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十家连坐”和反复“清剿”。敌人无奈，就悬赏“谁抓住或击毙彭胡子，赏大洋五千”。但是，李家谟和游击队在群众的支持下，始终活跃在荆南，敌人对他徒唤奈何。 为了对付李家谟和游击队，驻荆门国民党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五旅派一个营和一个县保安大队对荆南游击队进行“追剿”。屡屡扑空后，增派两个营和两个保安大队到荆南“驻剿”，并在王家草场、柴家集各设一个指挥中心，在路东、路西地区反复“清剿”“清乡”，游击环境更加恶化。人多了行迹大，李家谟就采取疏散办法，动员能转移的人化装分散，有的转移到江南，有的找自己的熟关系隐居下来。长枪活动目标大，就埋藏起来。伤员活动不便，就藏在五里铺附近左冢、谢家台、刘家坪等地群众家里。没有药，就用南瓜瓤子敷贴。 有一次，李家谟带领游击队从路西香炉山转移到路东柴家集南的张家湾，刚坐下休息就被敌军包围，经过苦战才突出敌人的包围圈。战斗中，李家谟的上衣右袖子被敌人机枪打穿了3个洞，手枪皮带也被打断。在突出包围后，他们又和敌人兜圈子一整天，至天黑到路西当阳河溶才好不容易摆脱了敌人。 由于敌人跟踪追击，反复“围剿”，每天都要战斗几次，队伍经常整天吃不上饭，伤病员也日渐增多。为了缩小目标，李家谟就精简队伍，最后只剩下的一二十人都是短枪，编为武工队，毕明任队长，何忠银任指导员。武工队身着便衣，短小精干，行动灵活，以隐蔽的方式袭击敌人，活动范围一度北到横店以北，南抵公义场附近。 国民党军和地方土顽见抓不住李家谟，恼羞成怒，就抓路东党员干部的家属，在柴家集一次就抓了李家谟的哥哥李立亭、毕明的父亲毕成堂、新四军连长李成贵等13人，将其杀害。敌人用吊打、“鸡公踮脚”“坐老虎凳”“电麻”等酷刑，逼迫他们招供李家谟、毕明等人的活动和去向，但都没有得逞。为了反击敌人的暴行，李家谟带领武工队加劲袭击敌据点，让敌人手忙脚乱，或躲藏在碉堡内，或疲于奔命。何忠银、毕明带领游击队员、基干民兵先后镇压了敌刘集乡乡长刘安云、民团大队长王生衍、荆门县大队长丁楚善弟弟丁楚保等一批反共分子。期间，许猛、李家谟争取了杨家集乡乡长李林元、荆门县警察局长李春山等人，让他们为游击队送情报，开通行证，帮助筹粮筹款。 同时，李家谟加强与敌保长、民团的统战工作，让他们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李家谟有时故意在保长眼前露露头，找一下保长，保长就去报告，国民党出动人手去抓捕，结果屡屡扑空，就去找那些保长扯皮。这样一来二往，保长们也泄了气，就是看见了李家谟和武工队也不敢去报告，即或报告了，国民党也不及时出来抓，最后敌人的“清乡”气焰逐渐冷落下来。 李家谟和武工队始终得到荆南群众的支持。官家集哨卡说：“新四军又不害人，真正害人的是国民党，不说我没看见新四军，就是看见了也不报。”建阳驿国民党民团30多人，突然闯进了李家谟等居住的民房，李家谟挺身而出与他们讲道理，并烧开水给他们喝，让他们很感动。其中副保长与大家众口一辞保证“绝不报告有新四军”。后来，国民党建阳驿乡长发觉有点不对劲，但怎么打副保长的屁股他都没有承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