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边区党委及军区决定，以襄河为界，分别设立襄北、襄南地委、行署和军分区。襄河军分区分成襄南（第三）、襄北（第五）两个军分区。襄西中心县委划属襄南地委、军分区领导。同时，襄西中心县委决定，将荆南、当阳两个县合并，成立荆当县委，王展任书记，张炳辉任武装部长。荆当县下辖荆南、当阳两个工委。同时，成立荆当县总队部，王展兼任总队长、政委。 1945年3月，荆当县委、荆当县政府和荆当总队部正式成立，下辖有荆南工委、荆南（路西）办事处。同时，襄西中心县委重建荆钟县委、荆钟办事处和荆钟总队部，下辖有荆南路东办事处，下辖大同、志惟、桥头、雷柴、蔡家庙、三家店、赵罗、曾家集、横店9个乡级抗日民主政权组织。 1945年5月，刘真、许猛率领独立第三十三团5个连攻打路东敌据点三家店，取得战斗胜利，全歼伪军一个大队，击毙伪军大队长杜永新以下70余人，俘虏众多。随后，荆南工委在曾家集建立路东区联乡办事处，下辖3个乡。经过顽强的坚持斗争，路东根据地在李家谟等的努力下，迅速恢复、发展起来。 四、中原突围转战襄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但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以收复失地为名，大举攻占新四军第五师开辟的中原及襄西解放区。其中，国民党第六绥靖区司令周岩率第六十六军第三师3个旅进驻襄西及荆门，沈家集驻一个师，柴家集驻一个团，王家草场驻一个营，曾家集、雷家集、赵家庙、杨家集、枣树店、建阳驿、十里铺、张家场、却家集、皮家集等地都有大量驻军。国民党荆钟宜指挥部指挥长兼荆门县县长刘黎辉进驻荆门，在各地很快恢复起区、乡、保、甲等地方统治机构，并指挥县保安大队及区乡武装，大搞反攻倒算，增加苛捐杂税，向解放区群众索取粮款，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挥起屠刀。一些原日伪地方政权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地方机构，继续鱼肉人民。 抗战胜利时，荆门境内有荆钟、荆南路东、荆南路西3块解放区。荆钟县委下辖浰河口、北山、沈家集、沙洋等地，吴仕芳任书记，段玉美任副书记兼联乡办事处主任，叶云任总队长；荆南路东办事处，李家谟任主任，刘光直任副主任，下辖荆南襄沙公路以东的柴家集、曾家集、雷家新场一带；荆南路西办事处，王展任主任，张琴任副主任，下辖杨家集、五里铺、张家场、赵家庙一带。 1945年9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将襄南、襄北合并为江汉解放区，组建江汉区党委、行政公署和军区。江汉区党委下辖襄南、襄北、鄂中3个地委，襄西中心县委属襄南地委直接领导。 1945年10月，为了防止内战，争取和平，根据中原局及江汉区党委决定，李家谟及路东办事处干部、武装随襄西中心县委分批撤往襄东。同时，北山仅留人数很少的游击队原地坚持斗争。国民党乘机“摘桃子”，荆南路东、荆南路西、荆钟北山3块根据地相继丧失。11月，国民党调整部署，调动大批兵力夹击中原解放区。 1946年5月，中原突围前夕，李家谟派毕明带了4个人、5只手枪重返荆南路东活动，了解隐蔽的党员和基干民兵的情况。同时，王展派刘光海、李志高、杨顺清3人携手枪返回荆南路西活动。 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残酷镇压，反复“清剿”，同时强化乡保政权，严格控制群众，建立民哨，搞“联保连坐”，使群众不敢让游击队逗留，敌保长们一发现游击队就到处敲锣，大喊“抓共匪”，使游击队立足十分困难。毕明想了许多办法，才在柴家集秘密找到了李家谟的哥哥李立亭、曾当过民主政府保长的刘善斋，了解到一些荆南的敌我情况。同时，经过分析新四军撤走后的敌情和乡保长态度变化情况，在五里铺东南的刘家坪找到了“两面政权”保长刘伦普，才得以安全驻下来。 7月，何忠银带了十几个人过来，与毕明会合，一起在荆南坚持斗争。刘伦普主动为游击队送情报，送生活用品，对新四军掉队人员、回乡人员不登记，也不向乡公所报告，游击队终于获得了一个可靠的立足点。同时，对柴家集极端反动的保长刘燮元予以镇压，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何忠银、毕明带领游击队在荆南开展半隐蔽半公开的斗争，使荆南游击区成为北山的一个重要支点，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极大支持了北山的坚持斗争以及主力部队的中原突围和在江汉地区的军事斗争。 1946年，国民党集结起30万重兵，对中原军区主力实施军事包围。6月26日，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军区部队（由新四军第五师发展而来），挑起全面内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拉开序幕。中原军区在郑位三、李先念指挥下，按照中共中央批准的计划，分路突围转移，即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 突围前夕，江汉军区将江汉各县区武装、干部集中组建为江汉军区警卫团和干部团，随主力突围。同时，江汉区党委决定撤销京钟、京安应、天汉等中心县委，统一组建江汉中心县委，黄民伟任书记，上述各县武装统一整编为江汉支队，黄民伟任政委，杨洪先任支队长，又称“黄杨支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