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杨震东将李端普等人集中起来，讲了一番抗日救国的道理，又训斥他们不要为虎作伥，危害新四军和干部家属，然后就押着他们往外走。走不多远，侦察队副队长罗永炎就用手撞了一下李端普，李端普会意，顺手从罗永炎手中夺回自己的手枪，喊了一声“快跑！”撒腿就往黑暗处跑掉了。被俘的乡丁也趁机四散逃跑了。杨震东和游击队员们也极配合，胡乱打了一通。姚金陵派来的师爷（特务）见状也想跑，被杨震东抬手一枪击毙。 1942年12月，五里铺伪军中队长杨开科到刘家集至蔡家庙一带抢粮抢财物，结果遭到杨震东率领的荆南游击队痛击，不仅丢枪丢队伍还挨了大队长郑哲廷的打，大丢了面子。副大队长靳殿林帮杨开科想出一个坏主意，打算将李纯斋、王展、杨震东等游击队领导人的亲属抓起来，逼迫他们就范。靳殿林、杨开科一夜之间抓走了杨震东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祖母和叔叔等7个至亲。李纯斋的家属得信后已转移，靳殿林扑了空。王展没有家属在荆南，敌人只好作罢。 靳殿林先放回杨震东的父亲，让他劝杨震东投降。杨震东晓以大义，说服了父亲，绝不向敌人妥协。李纯斋、王展等闻讯，十分气愤。王展认为，这不是私人恩怨，是敌我斗争，惟有针锋相对、以牙还牙，才能解决问题，他抓我们的家属，我们就抓他们的家属。李纯斋同意这个办法，但约法三章，一不准抄家，二不准抓无关的人，三对抓到的家属要善待，不准打骂。随后，游击队连夜行动，抓到了靳殿林父母妻子等直系亲属18人。 李纯斋请来靳殿林的舅舅刘春荣，向他晓以大义，讲明了新四军的立场和对伪军家属的政策，请他作个中间人告诉靳殿林，并特别强调说，伪军如果杀我一个家属，我们就杀他10个，说到做到。刘春荣深知是外甥靳殿林做错了事，便到五里铺据点把话传给了靳殿林。靳殿林一听就傻了眼，只好去求大队长郑哲廷商量，被迫将杨震东的亲属陆续放了出来。 舒世怀当过国民党军官，李希常是靠反共起家的小士绅，他们是国民党第五战区别动队少校组长、副组长，又投靠五里铺日军，当上便衣密探，是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土顽，群众恨之入骨。1942年10月的一天，侦察队副队长罗永炎获悉舒世怀准备为他母亲庆寿，李希常等一帮汉奸、特务都去参加，还在那里开赌场，全无戒备。当天深夜，侦察队员混进赌场。舒世怀正在打麻将，另外一些人在赌单双，侦察队员都盯住了各自的目标。只听得副队长罗永炎一声猛呵：“不许动！”10多支手枪同时开火，一下子撂倒了8个，另有2个被打伤的又补了枪。敌人的别动组被全歼，缴获手枪5支。 五里铺的伪军曾泽庭，原是舒厚甫所属的一个大队，由舒厚甫派到五里铺投降日军，以图自保。但曾泽庭投降日军后，当上了伪军大队长，就死心塌地当汉奸，四出骚扰，抢钱抢粮，破坏新四军地下交通，还杀害了靳祥阶、靳照伍等共产党干部。 1942年12月16日，曾泽庭的小儿子过周岁，摆筵席，迎宾客，还开设赌场，聚赌抽头。曾泽庭平日警惕性很高，轻易不出据点。这天从早到晚都平安无事，曾泽庭便有点按捺不住。晚上，他来到赌场，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放，坐到“宝殿”位置，一帮佩带双枪的便衣前前后后保卫。他就得意忘形地赌起单、双来。这时，赌注下得越来越大，吸引的赌客越来越多，赌桌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满场闹哄哄的，连便衣都参与下注了。 这时，手枪队队长王永吉带领21位游击队员三三两两混进了赌场，随后示意大家一对一地把那些便衣看好了。杨震东指挥游击队主力潜伏在日军据点外围进行封锁。指导员钟怀清指挥手枪班对郑家湾外围进行封锁拦截。赌场内，曾泽庭把腰一挺，钱从手里甩出去，喊了声“双卖了！”王永吉接着一声高叫“我买了！”抬手一枪，就把曾泽庭击毙在赌桌上。一时枪声四起，9个便衣同时倒地，其他人呆若木鸡，不敢动弹。王永吉向宾客们宣布：“我们是新四军，奉上级命令来除害。曾泽庭投降日军，鱼肉乡民，与人民为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说完，便带领队伍迅速离开了。 1943年4月，日军强行在荆南路西中心区荷堰湾设立据点，以掣肘新四军、游击队活动。李纯斋、杨震东针锋相对，率游击队、基干民兵频频在据点附近活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鸣枪骚扰。这样前前后后“蘑菇”了一个星期，最后迫使日军放弃了荷堰湾据点，路西根据地得以平安无虞。 1943年5月27日，曹玉卿率领襄河军分区三个连，在荆南官家集奇袭姚金陵支队。姚部溃不成军，死伤众多，率残部逃回荆北。此一战恢复了荆南路东以柴家集为中心的路东区，打开了襄西与襄南联系的第一条通道。随后，杨震东随主力部队开往襄南，参加开辟襄南根据地的斗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