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数据公布。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3%，较前一个十年下降了0.04个百分点，出生人口数量也呈持续走低趋势。同时，数据也呈现我国老龄化加深，流动人口进一步增多等突出特点。

出生人口数量下降背后是何原因？老龄化加深是不是意味着人口红利不在了？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我国社会正在发生哪些深刻变化？针对这些热点话题，人民网强国论坛采访多位专家进行解读。

为何近些年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523万，2019年1465万，2020年1200万，连续多年呈递减趋势。然而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在逐步放宽。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尽管如此，出生人口数量却持续下降，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表示，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市场养育服务成本的提升等因素，有可能让一些家庭“生不起”“不敢生”。当下，全社会高度重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部分家庭对教育存在过度追求的现象，学区房、课外辅导等支出使得孩子的养育成本非常高。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杨凡表示，具体来说，由于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和女性初婚初育行为的推迟，过去5年，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34岁）的规模持续减少，每年大概减少300多万。在过去十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也推迟了3岁左右。当期生育的女性人数减少，直接导致出生人口的下降。另外，受疫情影响，就业、收入、健康、就诊风险等不确定因素随之增加，这些都会延后人们的婚育安排。

如何应对出生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稳妥推进生育政策改革，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

“鼓励生育若想取得成效，需要极大的决心和魄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表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尽量降低养育成本，让人们生得起、养得起孩子。

老龄化加深是不是人口红利就不在了？

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0%，上升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上升4.63个百分点。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未来二十余年是中国老年人口规模急速增长的时期，就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而言，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几乎都要翻一番，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全面、持续、复杂、深刻。”杨凡说。

杨凡表示，人口老龄化也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格局的变化，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的持续下降将导致人口数量的红利减弱，影响经济增长。在民生领域，也会形成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的巨大需求。

那么，人口老龄化的加重是否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了？其实不然，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普查的结果还显示，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平均年龄是38.8岁，总体看来依然年富力强。另外，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1.35个百分点，少儿人口比重回升。

专家认为，人口红利仍在的理由之一是人口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人口质量持续得到提升。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

关键所在是怎样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杨凡认为，要增加高素质劳动力，提升新增劳动力质量，进一步挖掘其供给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要夯实经济基础，为应对老龄社会做好财富储备，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指出，为了降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近些年我国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目前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深刻变化?

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3.76亿，与2010年的2.21亿人相比，增加了1.55亿人，涨幅近70%。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2010年的16.13%，进一步提高到26.6%。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中国流动人口数量的变迁。受访者供图

费孝通先生曾经用“乡土中国”概括了传统中国人口低空间流动性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段成荣表示，在改革开放后40余年间，中国人口的空间变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低流动性的“乡土中国”向高流动性的“迁徙中国”转变，迁移流动也将成为常态化的人口空间运动特征。“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也是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段成荣说。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与2010年相比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占25.83%，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27.12%，上升0.22个百分点。

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童玉芬指出，特大城市及以上级别城市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21.63%增加到2018年26.28%，其中超大城市从14.2%增加到18.81%，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人口比重有所减少。总体看，人口向特大城市和东部集聚的趋势未发生变化。

段成荣强调，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政策支持，通过平等参与、平等发展让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有获得感。同时，构建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社会治理体系，积极适应人口迁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