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彪新书《东山夕拾》是继《东山日出》后又一力作，堪称“东山”（指代京山）系列散文姊妹集。京山人的“彪哥”，成了一个“品牌”，也成了一个爱的符号。喜欢他的朋友，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清朗、精明、干练，眼神里透着自信、坚毅、率直、温馨，有时还有一丝凌厉和傲气。他精力充沛，激情勃发，遐思迩虑，乃善思。他逸兴遄飞，思接千载，意连八荒，天马行空也。他敢想敢说，还敢干，故有人说他胆子大。他与别人见识不凡之处，其实追求的是独特认知，思考的是与众不同。

  《东山夕拾》中文化定位是他写作的立足点。他分析家乡京山的地域文化特征，既不同于江汉平原其他县市的“水乡文化”，也不同于邻县钟祥的“皇家文化”，更不同于一步之遥武汉的“都市文化”。京山有新石器时期农耕文明代表的“屈家岭文化”，有西周时期苏家垄“青铜文化”，有西汉时期中国第二次农民起义的“绿林好汉文化”，还有抗日及历次革命战争时的“红色文化”等等。

  他认可这些不朽的文化，但认为这还不够全面，京山文化源远流长，最能体现地域特色的是“山乡文化”。这与京山从大洪山脉过渡到江汉平原的地理特征有关，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与文明相关，各种文化现象都置身于之中，山路、山川、山城、山乡人是他触摸的视角，书写的都是灿烂的“山乡文化”。虽是一家之言，但不失其真。

  他对“山乡文化”的思考基于时代的观照。

  彪哥的文章，深挖了京山这块土地上的厚重历史、历史上发生的人和事，展现了京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辉煌。然而他与考证派不同的，是绝不泥古，不钻故纸堆，不为考证而考证，不为“古”所囿。他总是古为今用，立足于时代观照。时代观照是一种坐标系，《东山夕拾》中的文章，无论写“山乡”“山城”，还是“山乡人”，都是这个坐标系中的一个点，而无数的点，都是对当今时代生动的体现。集子中的文章，因为时代特征而丰富、生动和鲜活，为当今读者所接受所喜爱。

  譬如，他写“东山”（城东京源山），写了这里的“古”，这里的历史文化，“草枯鹰眼疾，水清鱼影寒”的观音禅寺，写了京源山下申公邑，楚国“第一功臣”痛哭秦廷搬兵救楚的申包胥。之后话锋一转，落到了当今上，重点写了在这里崛起、发展而蜚声中外的上市公司湖北京山轻机，描写和歌颂了如今京山轻机的年轻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进行智能机器人研发，建设智能产业园的故事。这样，历史文化都成为现实的铺垫。《东山夕拾》中像这样古为今用、以古托今的写法俯拾即是。

  他注重发掘人的精神内核。

  任何文学，都是人学。离开人的文学，不可能成为不朽的文学经典。《东山夕拾》中的文章，有不少篇幅描写了人，特别是发掘人的内心、人的精神内核，这是人文思考。恰恰这些思考具有震撼人、撼动人心的精神力量。

  “山乡人”中最打动我的人物，是后塆的“花姐”。这个人物形象真实、鲜明、生动，性格复杂。当今社会，花姐形象虽不是主流，却是真实的存在。这是一个善良、勤劳、坚韧、慈爱的农村妇女。文章并非一味描写她的苦难，更重要的是刻画人物善良的人格。她丈夫因与儿子争吵后自杀，她内心是极端痛苦的。但是她又怕因丈夫的死而让儿子背上“不孝”的名声，内心充满了矛盾而挣扎。“没想到这死鬼气性大，会寻短见，让孩子们背过”，她对丈夫的既爱又恨、对子女的爱和呵护跃然纸上。

  《雁门女》中的许以珍，是彪哥任县教委主任时属下的老师，也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她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20年，抚养两个孩子上了大学。文章刻画了坚强、善良、耐劳，忠于爱情、忠于家庭、不离不弃的女教师“感动中国”式的好人形象。“京山人”中还写了京山古今不少人物，分析了京山人性格及其形成的原因，鲜明而深刻，为研究京山这块土地上的人物提供了新思路。

  文学思考的魅力在于充分的文学表达。彪哥运用形象思维来进行散文方式的表达，同样得益于他对散文的深入思考。形象思维是与逻辑思维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它是用细节描写、刻画，塑造人物性格、人物形象，用夹叙夹议等，来达到表达思想的目的。当然，散文写作与小说、戏剧等故事创作不同，它灵活得多，但文学的审美是不可缺席的。

  在彪哥看来，好的散文除了思想这个内核之外，文学的构思、文学的表述、文学的语言必须别具一格。文学思考的魅力也正在于此。《东山夕拾》中的文章，大都注重了立意、表达、描写、抒情，文采斐然，赋予了文学的审美情感，读来是一种美的享受。

  思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类的标志，是人类特有的脑力活动。这种活动有着无穷的魅力，为人类所钟爱。李金彪先生擅长的思考，用在文学上，就产生了《东山日出》《东山夕拾》这样的佳作。他给社会奉献了精神食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作者原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荆门分院院长、荆门市社科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