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老同事龚瑞和同志因病去世，我很悲痛也很遗憾。悲痛的是文化系统又走了一个忠诚老兵，我永远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遗憾的是我身在重庆，且因病住院，不能回荆见老龚最后一面，送他最后一程。这些天躺在床上，回想起老龚对我的扶持、鼓励和帮助，经常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我认识老龚是1979年，迄今41 年。那时他是文化馆的编辑兼创作员，工作职责是编辑杂志，辅导业余作者创作、组织作品修改攻关。他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性情温和、诲人不倦、工作严谨。记得当时我写了一个快板书《神兵夜袭东宝山》，他多次上门提出修改意见，从故事结构到句式、韵辙，给了我不少指点。后来他将这个快板书发表在《荆门文艺》上，获得读者好评。1979年10月至1981年11月，我因到非洲援外，中断了创作两年有余。回国后的1982年春天，老龚亲自到县招待所找我约稿。我说搁笔两年了，恐怕写不出来东西了，他鼓励我：不用顾虑,先写出来再说！我重新拿起笔，写了几篇散文和几首诗歌。老龚看了稿件，照样热心指出问题，耐心提出修改意见，帮助我提升作品质量。这些散文诗歌陆续在《荆门文艺》发表，再一次激发了我的业余创作热情，坚定了我的创作信心。我后来改行做文化工作，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视文艺创作为生活甚至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下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以说与老龚当初的扶持、鼓励、帮助有很大关系，他是我文艺创作道路上的贵人。

  1984年8月，我调入荆门市群众艺术馆担任文艺编辑。老龚是编辑部主任，我的直接上司。从作者到编辑，角色转换我一时难以适应，编辑、改稿、校对不时出错或闹笑话。老龚言传身教，告诉我如何审稿，怎样把作品思想艺术质量关；手把手教我画版与校对基本知识，比如标题、正文应该用什么字号字体，各种修改符号规范运用，字形相似错别字识别，笔误与词语错误的区分等等。自以为发表了一些作品懂文艺创作，我喜欢自作聪明改人家的稿子。老龚善意提醒我：我们当编辑，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大的能耐比别人强，而是组织上的安排和所从事的本职工作的需要。编辑跟作者不是师生关系，而是朋友，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尊重。编辑可以跟作者平等交换意见，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帮助作者提高作品质量。但不能以个人好恶随意修改作者作品，更不能越俎代庖。老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了明显的错别字，他从不随意动作者的稿子，也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正因为他尊重作者，平等待人，热心扶持推出新人新作，那时侯《荆门文艺》办得很成功，拥有一支可观的作者队伍，读者面也很广。现在仍活跃于荆门文坛的不少作者，如郑文榜、欧阳国慧、韩少君、黄旭升、周平林、全雪莲、郑晓君、雷月波，都是当初从《荆门文艺》或《龙泉》起步的。在老龚的带领下，我也很快进入角色，掌握了不少编辑技巧。后来我能独立主编一些报刊和图书，成为一名资深编辑，完全得益于老龚当年的传帮带。

  1986年秋天，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艺术专科班进修，离开了编辑部。临行前老龚在家里做了几个菜为我饯行，不擅饮酒的他用啤酒祝贺我有幸进入高等学府充电深造，并期待我学成归来继续共事编辑《荆门文艺》（后来更名为《龙泉》）。1989年秋，我从华师毕业后因工作调动离开了群众艺术馆，未能继续跟老龚合作共事，这是我们心里共同的一个遗憾。市文联创办的文学期刊《作家林》诞生后，群艺馆的《龙泉》停办，编辑部主要工作职责改为群众文艺创作辅导与调研。老龚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负责编辑《荆门民间故事集》。他工作扎实认真而又任劳任怨，几年内跑遍了荆门各个乡镇，收集整理各类民间故事一千多个。凝聚着他心血的《荆门民间故事集》面世时，老龚已是双鬓斑白，容颜近老。为示祝贺，我写了一篇题为《有心淘得金满筐》的文章，向大家介绍老龚这位民间文化淘金人。没想到老龚看了文章专门到我办公室致谢，郑重签名赠我一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

  老龚退休后为人低调，与世无争，过着宁静淡泊的生活。他顾大局识大体，遇事总是替单位和他人着想，从不因个人利益得失而发牢骚讲怪话，在领导和同志们心中是一个忠厚本分、可亲可敬的人。我最后一次见到老龚应该是今年8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他和他的老伴提着东西走向停在群艺馆门口的一辆的士车。我问他上哪儿去，他说去石化医院住院。我问什么病，他说病多得很，一言难尽。因为车子等着，我只能祝他早日康复。未曾想他一去不返，这次偶然相见竟然是永诀……

  老龚是1941年生人，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年龄算法，今年刚好80岁。活到这个岁数不算长，也不算短，但他绝对活得有质量。作为一个老文化，他始终忠诚文化事业，始终敬业爱岗，始终默默奉献，始终安贫乐道，活得清醒而充实，快乐而富有。

  在我心中，老龚将永远活着。他活在亲人和同事们的记忆里，活在我们热爱的文化事业中。
    （通联：市群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