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和连翘的母亲都在一块干活。平日里，张家长、李家短，仨瓜俩枣的，两家经常走动。

  院子里的小伙伴们，名字也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对门东头裁缝家的姐弟俩名为：爱民、爱兵；西头司务长家的三姐妹名：凌云、凌飞、凌燕；隔壁唐家三个女孩名：芍药（在武汉）、海棠、连翘；我家“军队”多：建军、新军、红军，自然是最具实力。

  那时候住的都是平房，街坊邻里们，每天打开门就能见面寒暄，孩子们也是每天呼朋引伴，特别亲热。

  我六岁那年，我家又搬到丫巴堤（沙洋汉江大堤副堤）去了。好在距离连翘家不远，仅仅只是隔着大堤，倒也不妨碍我们平日里一起玩耍。

  1974年，我和连翘一起报名上小学了，正好也分在同一个班。班主任老师是个女的，三十岁左右，姓甄。她是一位开朗洋气，眼睛很会说话的上海知青。

  虽说四岁就认识连翘，不过我和连翘的脾气秉性却是大相径庭。她外向豪放、古灵精怪，我内敛胆小又保守。她爱美会打扮、呼朋引伴，我淳朴低调，不爱热闹。

  二年级上学期，学校组织国庆节上街庆祝演出，我和连翘都被选上了。舞蹈队的老师很严肃的对我们训话：“这次演出是政治任务，必须严肃对待，坚决不能笑场！”

  演出时，我们每人扎着两个小辫，斜跨着带有五角星的军绿色书包，手持毛主席语录。男女两队同学交叉前进，边唱边跳：“别看我们年纪小，学习起来劲头高。马列主义记心间，毛泽东思想放光芒。帝国主义纸老虎，社会主义永向前！”

  演出期间连翘有几次笑场，我还曾义正辞严地呵斥过她。演出结束后，我在班上总算找到了一些自信和存在感。

  三年级开始，学校组织开办学习小组，我和连翘分在了一个组。每天做完作业后，连翘就带着我，翻过电影院的铁栅栏偏门，进去看电影。为此，我和连翘的花裙子还被戳破了好些个窟窿。

  那时候放映的电影几乎都被我俩看过：《阿凡提》《精武门》《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等。

  我和连翘还摸索出了逃票经验：通常要等电影开场有一会，查票的松一些，我们再进去。等到电影放映到三分之一，我俩就可以踏实安心地看完电影了。

  电影院负责查票的胖伯伯是连翘班上男同学的父亲，其实他早就知道我俩经常蹭电影看，只是睁只眼闭只眼，没有驱赶我们两个“小鬼头”出场罢了。

  每次看完电影后，我和连翘都会回味剧情，并且扮演剧中的人物，印象最深的是连翘扮演的阿凡提。

  她找来一床条纹床单，裹在身上当做衣服，再戴上他爹的鸭舌帽。最可笑的是，她偷了海棠姐姐的两支毛笔，用笔头做了两撇小胡子，还真有些像模像样，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因为连翘，我被打过。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一个中午，连翘邀我去附近的农建大队摘桑葚，走了大约有三里路才到桑园。看到满树的桑葚，乐坏了我们几个小家伙，于是每人骑上一棵树就开吃。不知不觉地上课时间就过去了，等我迈进家门时就收获了父亲的扫帚棒。

  （通联：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