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益三名作钧，字瑛，自号养愚堂主。1903年冬出生于荆门县团林乡兴隆村（现团林铺镇兴隆村）。1921年举家迁居县城。少时，父母早丧，初入塾学，后求学外地。1927年毕业于武昌湖北公立法政大学，回县先后任县立中心小学和湖北省立十四中学（现荆门龙泉中学）教员。从此，毕生从事教学生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对外妥协，对内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当时先生在荆门与中共地下党员孙凤洲、李云程等人过从甚密。曾多次掩护他们的秘密活动，并采纳他们的建议，与同事李和均在较为僻静的府前街合办“均益书店”，出售部分进步书刊。书店也是地下党的联络点之一。1929年7月2日，周先生在给当时出任安徽省小市巷厘金局长的孙凤洲一封信中写道：“我兄系有识之士，将来定能作一番事业光我朋辈，……以后，前途美好而光明，这是我敢为预卜而必然的事。”这封信现存孙凤洲烈士家属处。周先生治学严谨，崇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他提倡：“教、学、做合一，智、仁、勇并进”；坚持以理晓人，以身作则，深受学生爱戴。在教学中，他常将曹植的《七步诗》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诗句、名言向学生讲释；指导学生给抗日将士写慰问信；组织童子军，作打击日军的击木游戏，以各种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1940年夏，荆门沦陷。周先生携带家眷避难于栗溪乡，创办栗溪小学，任教导主任、校长等职。栗溪是荆门西北境内的大山区，日军多次窜扰，环境异常艰险，但他不辞劳瘁，跋山涉川，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办学。他聘请了不少进步人士去校授课，为中共地下党传送电讯。周除主持教务，还担任地理和抗日时事等课程的教学。其中，“抗战常识”一科并非法定科目，而是周自行设置的。他选编了从甲午战争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行和历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可歌可泣事迹，作为在每星期一早晨“总理纪念周”时向全体师生演讲的内容。周还请张葆仁（早期中共党员）到校讲授抗战形势。让教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周先生不惧可能招来的杀身之祸，帮助邓家珩（原装甲兵副司令员邓家泰的胞妹）从敌后逃出，并设法送到重庆。周先生在栗溪执教6年，荆门、南漳、远安三县就读的学生累计数千人之多，大多数为流亡青年，如被国民党通缉的某地下党员之子周茂宜便是其中的一个。

抗战胜利后，周先生积极从事国统区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他受当时荆门中学校长万人杰的委托，与万人杰的胞弟万德生等人重建荆门求实中学；后在荆门城东南创办麻城小学；同时他又去钟祥县石牌镇创办荆台中学。1948年还兼任荆门中学教师。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周先生为兴办学校，选聘教员，消除奴化思想余毒，倾注了大量心血，受到社会人士的尊重。1947年，周先生曾被当时的钟祥县提名为参议员，初未受任，被该县县长罗天亚视为“嫌疑分子”，撤销其麻城小学校长职务。后接受委任并出席两次参议员例会，曾提弹劾一案。不久，周以教书为由，寓居乡下，对参议员活动不再理睬。

解放初期，周继续担任荆台中学校长。1951年，被蒙难致死，时年48岁。1987年2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为其平反昭雪。

怀念周益三先生

周益三先生解放前是荆门教育界知名人士，从1927年到1951年历任中小学教师、教导主任、校长。他一生热心教育、爱国忧民，具有廉洁刚正、愤世嫉俗的品德和气节。在1986年思念会上，他所执教的六所学校的学生代表献给他的匾额为“育人师表”，这是对他的形象所作的确切概括，也是他至今被人们怀念的根本原因。

艰苦办学教育有方

赴国难，创办栗溪小学。1939年，日军入侵荆门前夕，周先生领取了荆门县立中心小学和荆门省立十四中遣散教师时所发的微薄薪金，带着妻子、儿女迁居栗溪。栗溪是大山区，地处荆门、远安两县交界处。周先生同当地协商，在栗溪街西约3公里处的孔家沟办起了远安县永清乡中心国民学校（当时孔家沟属远安县辖）。用石头、竹片、茅草建起了简易的教室、宿舍。老师们在土阁和木油灯下办公。白天，山风吹谷声潇潇；晚上，间有虎豹抓窗棂。周先生以爱国忧民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毅力，在这穷乡僻壤里坚持6年办成一所六年制的完全小学。由于学校办得正规有成绩，群众都踊跃地把孩子送去就读。学生们每天凌晨打火把、带干粮，走垭（两山之间可通行的狭窄地段）爬坡，按时到校；特别是敌占区的学生，摸卡避哨（既有日、伪军的卡，又有国民党的哨），冒着生命危险，去到那里寻求科学文化知识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这所学校与当时迁到仙居寺的荆门中学（即原荆门十四中）结成姊妹学校，是荆门后方成绩卓著的两所中、小学。

治校严，求知空气浓厚。这所学校为照顾失学的青少年，所以学生年龄悬殊很大，家庭景况和学习目的也较复杂：大的有二十岁，小的仅六、七岁，其中有的是因没有文化受富人欺侮去读书的；有的是不愿当日伪顺民而去求学的。学生中也有财主家的少爷小姐，出身各异，思想认识也不尽相同。周先生针对学生实际，除了给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外，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他通过抓典型教育全体，来统一学生的思想和认识能力。如栗溪街上一个姓杨的学生是富家子弟，杨为显示自家富有，总是穿皮鞋、戴礼帽、梳飞机头，自由散漫、常违反纪律。经级任导师（现在的班主任）多次教育没有效果。周先生不畏权势，认为“国难当头，学子不思求学以报国，崇尚奢浮，岂有此理！”立即给予开除。有一次，有几个学生在上学的路上砍了群众的树（后据了解，系为了作童子军棒棒），还踏坏了一些庄稼，周先生得知后，通知全校师生集合，和学生一起在孙中山先生像前罚跪一小时，周先生痛哭流涕，自责教育不严，对不起老百姓。以上两件事对全校师生触动很大，至今，当地的群众对周先生治校的严谨作风仍称颂不已。周先生招收学生是有教无类，教育学生是以身示范，凡在周先生执教学校读过书的学生都由衷地赞叹：“如果当老师的都能像周先生那样，以理晓人，以情动人，言传身教就好了！”由于校风端正，求知空气十分浓厚。朝读时，树底下、山凹里书声琅琅；晚上住宿生在拼凑的桌凳上认真做作业。课堂上师生情绪饱满，因此教学质量很好，大多数学生升入荆门中学，有的回乡成了山区第一代有文化的青年。课外活动时，师生在自辟的操场上打篮球、踢足球、打倭寇（击木游戏）、翻杠、踢毽子……，开展有益身心的文体活动。每当期末散学时，全体师生汇集操场，围在几堆糖果、苞米、自制的“副食”旁边开起联欢会。在表演文艺节目时，周先生也来一段京剧清唱。师生关系融洽，联欢颇有乐趣，末了便是一哄而上将剩余副食抢光……。在炮火声中，能有这样一块传播文化、启迪思想的乐土，是很不易的。

清奴化，开办数所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周先生回到荆门县城，继续任荆门中学教师。为了恢复和发展沦陷区教育事业，清除奴化教育的影响，周先生在城东麻城铺创办了麻城小学。他一如既往，利用破旧公房，带领师生，很快在这里办起了一所有声望的完全小学。1947年，他又在城西周家集与万德生（当时荆门中学的万人杰之胞弟）一道重建了求实中学，他任教导主任；同时，在钟祥石牌镇创办了荆台中学（石牌古称荆台），周任校长。周先生治学严谨，强调“知”与“行”（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坚持以传统美德和进步思想去陶冶学生，周先生教学仿效陶行知先生的教学方法，当学生一走进学校礼堂时，就看见“教学做合一，智仁勇并进”的大幅横联，这既是周先生教学思想的反映，也是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具体体现。在教学过程中，周先生坚持以理晓人，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为人师表”这一句成语，在周先生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于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很多学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竭诚爱国追求光明

周先生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应当爱自己的祖国，要做对得起人民的事。”“九.一八”后，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妥协，对内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此时周先生与中共地下党员孙凤洲过从甚密，多次掩护他开展地下活动。在孙的建议下，周先生与同事李和均（县立中心小学教师，进步人士）合办“均益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周先生还与另一地下党员李云程同志（当时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某区区员）配合，在学生中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七.七”事变后，周先生就带领荆门十四中学生刘金波等20多人到城东15公里的斗笠冈搭台演戏，宣传抗日形势，教唱抗日歌曲。周先生在栗溪办学期间，编写了《抗战常识》的教材（其他学校不开此课），主要内容是：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九.一八”事变以来祖国各地沦陷后的惨状以及祖国各地军民英勇抗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周先生自任这门课的教学。他在讲课时，时而悲愤，时而激昂，使学生深受教育和启发，有力地培养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学校还给学生教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节假日组织高年级学生到栗溪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木兰从军》、《打回老家去》等话剧。

周先生很注意爱护进步学生。在栗溪小学接收地下共青团员周茂宜入学读书（周茂宜同志解放后曾任荆州地区法院院长）；在麻城铺小学支持进步学生组织“学友学习励进会”，互相砥砺，针砭时弊，曾对帅旭东几位青年学生说：“共产党是进步党，如果你们要求进步，就不要徘徊犹豫。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时，有些进步青年参加了，结果走上了正路，有的人观望等待，失去机会，都后悔了。青年人路走对了，对自己、对国家都有好处。”在周先生的感染下，很多学生走上了革命正道。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邓家泰在致周先生家属的信中说：“我参加革命与周先生办‘均益书店’及其为人是分不开的。”

周先生所聘教师也是有所选择的。毛祖荫（现荆门市拾回桥镇教师）在鄂西四师读书时，因有“共党嫌疑”被捕坐牢，出狱后，周先生立即接纳他任教。毛在任教时，仍与地下党员周德培同志联系，周先生并不加干预。周德培同志在栗溪与青年教师陈瑞兴、周先心也有联系，从而提高了陈、周对敌斗争的勇气。1945年陈瑞兴在学生毕业典礼会上，当着国民党区长陈作庵的面讲：“当官的是一知半解”。周先心也曾在公开场合讲“当官的都是同流合污。”结果这两位教师被陈作庵解职，周先生却勉励他们，后又介绍他们到白泥河小学任教。

廉洁刚正品德高尚

周先生为人正直，爱憎分明，这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共同印象。面对权势，常嗤之以鼻。他对我们说：“曾宪成在竞选‘国大代表’时，请人吃饭，发钱票，真是卑鄙至极！”国民党牌楼乡（麻城铺即属该乡辖）乡队副陈吉卿附庸风雅，请周先生赴宴，他冷言拒绝。按周先生在荆、钟两县的声望（而且他又是学的法政）完全可以登上仕途，其子女也可以过优裕生活，但却不然。他长期与长子以教书所得为家庭主要生活来源，而其子女没有一个参加反动组织，全家生活是粗茶淡饭，困居乡下。

周先生平易近人，克己奉公。在学校，他吃、住、工作都和教师在一起，从不以领导自居。对待学生，在生活上体贴关心，在学习上有问必答，直到解决问题为止。社会上有人投他评个理，他不进酒馆，也不进茶馆，即使进了茶馆，也只是喝杯开水，甚至有时还开茶钱，不花他人一文钱。逢春节时，学生到他家拜年，他是不受礼的，拿来的糖，倒进开水壶，副食往桌子上一摊，大家说说笑笑，吃喝完了算。他总是那样平等待人，无贵贱之分。学生王远卿的父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到学校会见周先生，周先生热情接待，谈得很投机。王父感动地逢人就说：“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先生啊！”周先生虽然身兼几校负责人，却只接受所住学校（荆门中学）的薪俸。荆台中学为此给他家买了一铝桶“美孚”煤油点灯，事后，他又折钱付给了学校。

1951年，周先生正应荆州专署民政科长李云程同志邀请行将赴荆州任教，竟被坏人诬陷致死。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荆门市老干部座谈会上由李云程、刘建章同志（北山战士，当时为武汉医学院党委成员）等同志签署复议，最后得以昭雪。

我们怀念周益三先生，他的“圣功扶世系蒙养，宏道育人步古愚”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精神，是我们永志不忘的。

（此文为周益三先生的学生革心材、王远卿、陈瑞兴、刘德循、李学江、钟守安、方继忠、胡亚轩、帅旭东回忆，帅旭东执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