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国粹中，围棋与《红楼梦》是少有的可以用西方学术话语来解读并取得卓越地位的东方文化瑰宝，用林语堂的话讲，就是“两脚跨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一
双子星座：围棋与《红楼梦》的两脚跨中西文化
《红楼梦》被著名美学家潘知常视为中国唯一可与世界名文学著媲美的巨著，是中国文学中很少见的超越道德、政治而深入人性深处的作品，堪称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真正的“宇宙文章”。而谷歌公司选择围棋作为人工智能的突破口，阿尔法打遍人类围棋高手无敌手，这不仅印证围棋在东西方都具有崇高的文化地位，更说明围棋可以结合西方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能完美融合中西方的人文价值与科学理性。
为何其他国粹如京剧、中医、武术、道家、山水画、书法更多是中国人自说自话，特别是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开设的孔子学院得到的认可度并不高，而围棋与《红楼梦》却能得到西方文化的高度认可与交流融合？西方人能制造出围棋阿尔法这样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我们也理应抛开棋盘上的胜负，走出东方视野，用人类共同共通的文化因子来解读。
二
不忘初心：围棋和《红楼梦》是最纯粹的国民性格
叶舒宪提出文化的N级编码论。大传统为一级编码（物与图像）；小传统包含二级编码（文字）、三级编码（古代经典）、N级编码（后代创作）。中华民族在汉字未定型前的一级编码就是玉石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大文化传统，以后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化主要保留到了道家文化之中，作为对儒家文化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和纠正。道家及其卓越代表围棋和《红楼梦》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初心。围棋诞生在玉石文化的高峰期，《红楼梦》也蕴含了对玉石文化的强烈追寻，二者有效地保存了中华民族的大文化传统，可谓是中华文化的一级编码。因为道家也有不够理性过于玄乎的一面，因而老庄和《道德经》并不能为西方人真正接受，倒是其杰出代表，高度理性围棋和高度人性的《红楼梦》能为西方人理解。
中西文化的交流需要各自抛下机心，以各自的初心直接面对对方的初心，这才能如 《庄子·大宗师》所说“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可以说，围棋和《红楼梦》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与二者浓厚的玉石崇拜情结不无关系，二者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初心，是最纯粹的国民性格。
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史诗的民族，初心难觅，童心泯灭，即使在游戏时也要正儿八经。围棋和《红楼梦》是难得的两个异类，在道德、政治气息浓厚，深受大一统中央集权影响的中国文化中，绝对是异类，长期以来难免被归之为“贪玩”的饕餮形象。但“玩”字在上古是一个尊贵的字眼。在崇拜玉器的上古，“玩”并非后世所理解的“游戏”乃至“玩耍”。“玩”字从玉从元，“玉”本义为“王者腰部佩挂的美石”，“元”意为“人头”，“玉”与“元”联合起来表示“头上带有美玉的东西”。因而“玩”不仅高雅，而且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文字未产生前，围棋是中华民族最纯粹的“玩”，围棋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文字产生后的智力游戏象棋和麻将。文字产生后，文字游戏（词、曲、小说）是中华民族最纯粹的“玩”，其实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被当时之人归为俗文化之列，就是不上档次的“玩”，可反讽的是，时过境迁，上档次的没档次了，狗肉上了正席。
由于《红楼梦》的历史性和中断性，未能象围棋一样继往开来，在后世有延续的发展。本文拟以围棋为主线，对中国的三大智力游戏（围棋、象棋、麻将）和四大文字游戏（即四大名著）的发展历程作一个梳理及对比，以从中透析中国人的国民性格的发展历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期待围棋能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更大贡献。
三
木石前盟：无用的游戏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缺乏宗教精神，实践理性高度发达，极度需要日神精神高度满足后的酒神精神，而智力游戏正好发挥自身长处起到亚宗教的作用。可在游戏上中华民族又存在路径选择狭窄、高度模式化的弊端：一是行动上缺乏奥林匹克竞技，二是排斥市场因素造成对歌舞的长期歧视，三是书面语言长期脱离实际生活而造成的文学高度专业化（戴着脚镣手铐跳舞），四是贵族阶层把玩文玩的高度脱离生产化。这些都对游戏、休闲的发展不利，孔夫子“不有博弈者乎，犹贤乎矣”便显示了对游戏的不理解和轻蔑。儒家的“未知生不知死” 和“不有博弈者”两个“不”，显示了中国人的“沉重的肉身”。
围棋发明在上古，当时青铜文化还没有兴起，文字符号也未确立体系。《红楼梦》也在开篇明确标示贾宝玉是女娲补天时遗落的一块顽石。围棋和《红楼梦》最大的特点是它们的无用，这使它们能尽量保持对政治、道德的距离。但围棋和《红楼梦》本身的排斥精英化的倾向，也容易造成世人的误解。
四
金玉良缘：围棋的异化
很长时间里，围棋和《红楼梦》给正人君子的感觉就是城里人真会玩，真好玩，真贪玩。在王国维点评《红楼梦》前，《红楼梦》的崇高地位一直没有被确立，在正统礼教中尚有“少不读红楼”的定论。在日本围棋将现代化与武士道精神融合，培养出一大批孜孜求道的棋士前，围棋国手也尚是礼教体系中有所裨益的“棋待诏”，缺乏独立人格，充其量是“犹贤乎矣”。
因而当阶级社会里围棋和《红楼梦》的玩出深沉，玩出境界，玩出品位，玩出大家，便让正人君子大呼不可理喻。如后世以“尧造围棋，以教丹朱”来解读围棋的发明，但这种道德化的解读显然有失围棋发明的真实性。倒是《红楼梦》中“衔玉而生”的贾宝玉恰到好处的解读了围棋的前身。围棋就是和宝玉一样为女娲补天时所用的玉石，宝玉（白棋）、黛玉（黑棋），合二为一，推演宇宙、人世。虽然宝玉和黛玉被称为木石前盟（宝玉前世是神瑛侍者，黛玉前世是绛珠仙草，神瑛侍者以甘露之水灌溉绛珠草），但黛玉在作者眼中显然不是“木”，而是可以把玩包浆乃至玉化的“玉石”。可这种包浆玉化的过程的艰辛又何足向外人道哉！
下面分别略述文字类游戏和智力类游戏的在中古、近代的艰辛发展过程。
《红楼梦》“万艳同悲，千红一哭”，道出了中华民族从“红楼梦”到“中国梦”的艰辛曲折。四大名著从《三国演义》的演绎政治，到《水浒传》的厌恶政治，到《西游记》的戏谑政治，再到《红楼梦》的摒弃政治，说明了中华民族对追寻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文学思考。《西游记》以玩耍的姿态横空出世时，正人君子已有了“玩出界”的不乐。其后《红楼梦》下半部的遗失，正好说明了追梦之旅的艰辛。
同样随着围棋宗教色彩的逐渐淡化，围棋也成为了一种修身养性的工具，围棋被列为四大艺术之一，这表面上是对围棋的提高，其实是对围棋的搁置，其真正的游戏功能被象棋及麻将先后取代。中世纪的象棋以其世俗化、易操作化、简便化等因素更胜一筹，带有金属色彩的“車”“马”“炮”一时家喻户晓，风行大中华文化圈。象棋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它十分形象的契合、推演了中国中世纪政治。中国象棋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是对古代中国政治的解读。其后麻将在近世异军突起。麻将成型于明朝，随市场经济而发展而不断流行，如今不仅中国的茶馆十有八九就是麻将馆，连餐馆也是多半设有麻将。麻将显示了大运河凿通后中国经济的一体化、市场化倾向，和官场化的中国象棋相比融入了更多的市场化因素。有人认为《西游记》最合理的场景是大运河，因而麻将与《西游记》可合卷而读。
如果把“木石前盟”视为原始文化，“金玉良缘”视为阶级文化，可以看出两者的强烈冲突，其中的曲折辗转，正如曹雪芹所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过真正的棋道中人和红楼梦中人应该有强烈的人文情怀：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
五
石破天惊：吴清源与探春的分骨肉
越游戏，越深沉，智力游戏才是一个民族的最纯粹的国民性格，对中国智力游戏的深层次解读，关系到对中国文化的正确定位。当今足球、篮球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为何中国人玩得好2个人的围棋、象棋，4个人的麻将，就是玩不好5个人的篮球，11个人的足球，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智力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的不对称？这也是否暗示了当以后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时，会面对船坚炮利而手足无措？严重缺乏实战能力，徒有书房棋的假大空，这也是围棋在近代中国陷入困顿，不得不出走的原因。
围棋成型于原始社会，前文字阶段，这是围棋之幸，但也造成了围棋三千年来没有真正深层次的发展，需要在异域开花再移植回故地，正所谓“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绝大多数人对吴清源的解读是极其错误的，中日这样两个大的文化体，总会有相当数量的文化交流者，侵削乃至打入对方的文化异体也不在少数。吴清源犹如《红楼梦》中的探春，精明干练，却为了家族利益而和亲，当那首凄凉的《分骨肉》唱响起，“奴去也，莫牵连，各自保平安”，让人痛彻心骨。
冷静下来看，围棋的现代化进程先是在异国开花，从日本兴起到韩国冲击再到中国问鼎，十分契合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只不过历史只留给中国人十年的自慰时间，一个五百磅的大猩猩即将登场了！
六
他山之石：狗圣的扣问
围棋的《红楼后梦》，由阿尔法来开篇，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中国围棋，第八十一回要从颇富西方面孔的狗圣开始写起，难道不是人类大同的一大盛事吗？
谷歌围棋先找李世石试石，再让柯洁烂柯，自出洞来无敌手，可它打败的并非东方顶尖棋手。正如很多对此保持理性的观察者所说，它打败的其实是卖药的百度。谷歌组织机器的能力，组织东西方文化的能力，以及谷歌对人性的探索，都是只追求经济利益的百度所不可企及的。
围棋的科学化与人工智能化，使围棋棋手放下了过高的期许。围棋需要建立良性的运作模式，使棋手能够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才是比竞技成绩重要一百倍的事情。如中国围棋中存在的业余棋手与非顶尖专业手的收入倒挂问题，冲段少年培训投入过大不理性的问题，围棋联赛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问题，棋手身份僵化不能自由转会问题，这些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是否有勇气解决？
（ 曾维春 荆门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棋文化研究者。《情丝棋语》发表于《围棋天地》2000年第8期。《围棋、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获第三届中国棋文化峰会网络征文二等奖。《论围棋对人生境界的自我提升》入选中国棋院杭州分院2016年度棋文化研究“8+X”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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