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地处江汉平原腹地。1983年深秋汉江大水，决堤泄洪后淤积形成一片苦沙之地，故更名为“沙岭”。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所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必定能在一天之内往返。所以，我人生最初的记忆都与这个村庄有关，村子里的人和动物，一草一木，日出和日落，新生与死亡，一起编织出一张记忆的网。我被笼罩在这张巨大的网下，以为这里，就是全世界。
村子的最中央有一口水井，井水没过石阶，清澈而不见底。关于这口井的年代，大概我爷爷也未必能讲得清楚。村里所有的生活作息，似乎都与这口老井息息相关。笼罩着薄雾的清晨，女人们端着洗脚盆在水井旁开始浆洗，她们一边把泛着白色泡沫的污水倒入旁边的小沟，一边与端着簸箕洗菜的老妇人话家常。男人们陆陆续续担着竹扁担前来挑水，扁担落在他们黝黑而厚实的肩膀上，有节奏地上下抖动。水，总是洒了一路，几只黄狗穿梭其中，这里嗅嗅，那里嗅嗅，又无所事事地跑开了。到了日暮时分，孩子们开始到水边嬉戏，光着腚享受淋浴的快乐。
炊烟再起，太阳被熏得焦黄。水井旁霎时变得安静下来，连黄狗都不再吱声。夜，黑得可怕，伸手不见五指，漫天的繁星闪烁，却照不见任何生灵。
平原地带，少有四合院。村子里的百来户人家比邻而居，房子与房子之间间隔着一两米宽的巷道，夏天的西南风穿巷而过，形成纳凉的绝佳之地。下雨天，我们从第一户人家的屋檐下出发，走到最后一户人家的屋檐下，竟然没淋到一处雨，真是神奇。
因为没有院墙的屏障，人与人之间关系也自然而和谐。每年都有新媳妇进门，每年都有新生儿出生。村子里的人们遵循一样的作息时间，遵守同样的乡约民俗，履行同样的生活轨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偶尔有人背井离乡，在乡邻的谈话间也必定会流露出淡淡的伤感与些许的惋惜。
他们在这里出生，并终将在这里死亡。他们一生的热闹与辉煌，都稀释在这个村庄浓厚的人文氛围里。他们，从来没有开始过不一样的生活。他们，也从来不会羡慕与他们不一样的人生。
冬天的清晨，各家各户都开始在门前发起煤炉。最初生火用的是煤球，后来慢慢改进成蜂窝煤，但是烟气都十分呛人。炉子用了几年，铁皮外衣已经破败，我爷爷用一圈铁丝打箍固定。他用一把旧蒲扇扇火，把干柴棒和稻草引燃，他看起来十分擅长。
我喜欢这烟熏火燎的味道。
炉子会生上一整天，直到入睡便不再填煤，让它自然熄灭。等天亮时，又生起。周而复始，冬天就过去了。
九十年代末期，我们这一代开始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县城求学。随后，求学的里程变得越来越远，回家的路便越来越长，一天之内再也无法往返。于是，我们成了第一批抛弃故乡的人。
随之而来的是民工潮。比我们年长但比父母辈年轻的一代，开始陆陆续续向城市迁徙，直到每年过年时，再像候鸟一样回迁。他们不需要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命运随时在等待他们改变。
一个村庄的生机，自古以来总是靠人在维系。村子里的人渐渐变得少了，庄稼似乎也失去了原有的生机。村口蔚然成林的老杨树被砍伐变卖，栽上了年轻而娇艳的行道木，矮突突地兀立在公路两旁，像裹了时髦皮衣的城里人，显得格外唐突。几代人踩踏出来的泥沙土路，被硬化成宽阔敞亮的水泥大道，连贯穿田间地头的羊肠小道也铺上了砂石。
田间锄草的妇人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商品名的化学除草剂，庄稼地里光秃秃的，干净异常。渐渐，连人也少见了，田地开始变得荒芜。
村口的老井很久不再使用了，井水浑浊，布满了一层厚厚的青苔。村子里用上了自来水，竹扁担被搁置到闲屋的墙角。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村里的老人们开始走得更加频繁，随之而去的还有关于村庄的大部分记忆。他们被陆续埋葬在村子最北面的茔地里，茔地的规模在逐年扩张，根据入住的顺序错落有致又井然有序地形成了新的村庄。这里常年安静，又在清明和春节两个节日里变得格外热闹。
春节，我带着女儿去给爷爷奶奶扫墓。她并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对于奶奶的记忆也停留在三四岁以前。她天真的问我，“他们都住在这里吗？永远住在这里吗？”
我说“是的，这里也是他们永远的家。”
“那他们会不会害怕？”
     “家，不会让人感到害怕。”
     “他们会孤单吗？”
     “不会，他们和亲人团聚在一起。”
我的女儿长大后，也许再也不会回到村庄。我是她与村庄之间的唯一的联系，就像父母是我和村庄间的唯一的联系一样。但是这联系，终归会断。终有一天，我也会老去。她注定将成为第一代将村庄遗忘，同时也被村庄遗忘的人。然而，她定不会感到太悲伤，因为这里并没有留下她的生活痕迹。
村庄就像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在历史更迭的过程中，一步步蚕食着自己的生命。
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 王晓艳，毕业于扬州大学植物病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就职于荆门市农业局。曾获荆门市“建功立业女标兵”“三八红旗手”“青年五四奖章”“巾帼标兵”等称号。这是一个热爱生活，且富有情怀的农业人。她的作品以散文、随笔居多，文笔质朴而细腻，温暖且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