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里生活，离不开公共交通。我则已是公交乘客的“老字号”了，四十年里，无数次与城市公交亲密接触，坐公交已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而是我人生历程的转捩点。
      1978年，我考入了位于荆州古城的一所学校，第一次见到城里的公交车。课余时间，经常和同学到距古城10多里的沙市去玩。沙市有大商店、动物园、公园、古塔，可看到飞行员做跳伞练习，还可看到长江上来来往往的江轮，这一切都很精彩。
      去沙市有专线公交车，售票员根据每个上车乘客乘坐的站点数收取票款。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穷学生没多少钱，没有要紧事一般不坐车，坐车有时多蹭一站，售票员若睁只眼闭只眼，也就放人一马。而偏偏就有认真的人。
      这天，我和一同学从沙市回学校，在路上走累了，上了一辆公交车，眼看就要到古城了，女售票员突然喊我们补票，问刚才为什么没有下车？我们有点发懵，一旁的老者提醒我们：“五分钱只能坐三站。”在售票员凌厉的叫嚷下，我们又付了1角钱，但只坐了一站就提前下了车。打那以后，我坐公交再不敢马虎了。
      参加工作去了东北，因工作需要经常上长春。长春是大城市，不仅公交线路多，车种就有好几种：有拖着“辫子”的无轨电车，有有轨电车，有普通客车。我们乘坐最多的是从长春火车站开往红旗街的2路无轨电车，这条线路经过主干道斯大林大街（现改为人民大街）、几家大型商场和闹市区，车上经常挤得满满当当的，也是小偷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来长春开会办事的同事几乎都遭遇过小偷的黑手，有的丢了钱包，有的皮包、衣服口袋被划破，提起小偷无不恨的牙痒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长“辫子”的电车全靠电力运行，有时开着开着就抛锚了——“辫子”掉了。车一停，司乘人员赶紧下车拽“辫子”，把那长长的导电线杆重新搭在电线上，电线与线杆相碰“哧哧”地冒着火花，然后车又能开动了。电车实行一票制，但9分钱的票价常被人议论，每次给1角钱后找回1分，且不说售票员要预备多少个“1分钱”，乘客拿这1分钱形同鸡肋，弃之不法，留之无用。然而这9分票制竟实行了好多年，叫你能有啥想法？
      长春公交售票实行上车卖票、下车验票，卡在上下车门口处，这叫“两头堵”，防止逃票。在别的地方则有所不同。1988年我去成都，那里的公交车上也照样挤得满满登登，但售票员只盯住上车的人，并不总在车门口守。如果上来一拨人，又都分插在车厢各处，售票员就挤在人群之中一个个地找上车人买票。每到站点，前后门一开，任乘客下车并不查票。时常看到，车停到站点，前后门打开，乘客从两头蜂拥而上，这时售票员急忙挤来挤去的挤在人缝中找人买票、收钱、扯票，忙个不停。当售票员不仅卖票要动作麻利，还要盯住上车后没买票的人要他买票，还要报站、招呼乘客上下车、回答乘客问询等，很是忙碌辛苦的。
      北京公交车多人更多，每当车要进站，乘客潮水般涌向车门，售票员把头探出车窗外，拍着车身叫喊“让开、让开”，乘客上车后又是一迭声地催人买票、报站名等。也有比较刻板的售票员。一次，我带一只旅行箱和一个手提袋乘坐公交，北京的公交车是双接头的两节车厢，乘客从中门上车、前后门下车。当我到了站点等候从前门下车时，看到下车人很多，我排在了最后，而我身边就是打开的中门，其时并没人上车，我请求女售票员让我就近从中门下车，没想到她一声断喝：“不许从这儿下！”我只好一点点挪到前门慢慢下车。我想，如果是遇上全国劳模李素丽，她决不会用这种冷冰冰的面孔和腔调，但我没有这样的好运。当然，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的北京公交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和乘车舒适度比之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所在城市荆门市，二十多年来，眼见她的公交运营越来越规范化、标准化和人性化，从最早的公、私车队各自为政整合为统一管理统一经营，从旧式的中巴车、各种车型的客车逐渐更换为统一的全新宽敞的冷暖双空调车，从仅有几条线路到如今四五十条线路，从有人售票到无人售票，从完全用现金买票到现金和刷卡并行，而票价二十多年间仅从5角升到1元（夏、冬季开空调时为2元），城市公交的变化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服务越来越好，乘坐更方便，更舒适，更温馨，更令人满意。
      倡导绿色出行，推广公共交通出行，不仅是为改善城市交通秩序、空气环境质量的努力，也给如我等无车族和不开车者的出行提供了便利和帮助。城市公交还有不断发展提升的需要。如武汉市这样的特大城市，实行了公交车专用快速通道，安排了密集的线路和发车间隔，加上地铁的发展，大大减轻了交通拥堵的压力。
      公共交通出行使人更便捷、更安全，使城市管理更加有序化人性化，更符合低碳环保要求，更好地促进了城市文明建设。
      坐公交，感觉越来越好！

      （ 陈朝晖，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荆门市作家协会会员。退休银行职员。在多家报纸期刊和微信公众号平台发表散文、随笔、游记等1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