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平的 《守望》（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7年出版）是一部历史短篇小说集，全集共收录了12个短篇，集中讲述了上世纪革命战争年代，荆楚大地上的农民、城镇小市民、革命党员等不同群体在动荡时局中自觉投身革命、献身革命的历史事件。情节设置上，作者将积累的丰富的历史材料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以艺术化的手法进行加工，给读者呈现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荆城人民的生活图景和复杂的革命政治背景，其中还穿插叙述了志同道合的青年革命者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革命夫妻相濡以沫的厮守。人物塑造上，小说成功塑造了一批像八斤、马柱子、吴大龙、吴二龙、陈小满、憨哥等从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壮士英雄；还塑造了一批像白杏子、吴翠花、桃子、袁圣美、罗美英、香香等英勇不屈的巾帼英雄，这些普通的女人青春美貌，在革命中面对流血牺牲毫不退缩。这些英雄人物，不乏有“我爷爷”“我奶奶”“二叔”等亲人，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展现出矢志不渝的崇高气节。叙述方式上，全书绝大多数篇目采用回忆式的第三人称展开，即上帝视角，但也有“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这种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切换。小说中叙述视角的独特性既完整追溯了故事全貌，又充分挖掘出人物内心的独白，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下面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对作品进行解析。
一是作品将当时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背景阐述得很好。作品中呈现的年代，中国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国内匪患连绵不断，政治环境紧张，人民生活动荡不安，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有着复杂的政治意味。《守望》便集中展现出这一段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人民的生活现状和革命斗争状况。
        对于这种复杂政治背景的刻画，《二叔》一篇表现得最为集中。二叔在革命年代屡建战功得到上级的肯定与褒奖，却在战火硝烟后的和平年代被认为是叛徒，该小说成功之处在于，不长的篇幅，勾勒出从解放战争到土改革命，到反右派斗争，再到全国平反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段，二叔也在饱受叛徒还是英雄的尴尬境地中曲折过完一生，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对当时的客观政治背景的呈现上，还表现在对历史的反思上。同样，以小说《誓言》为例，在共产党员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迫害的形势下，小说女主人公白杏子是一个有着坚定革命信念的共产党员，面对国民党军预备第九师的突然围袭，她毅然赴死，将秘密党员的名单传给了有着超凡记忆力的表弟——戴八斤，希望他能严守秘密，保全这些共产党员的性命。同样，身为共产党员的“王警长”也不得不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卧底”国民党军队，与敌人斗智斗勇，营救同仁。从故事梗概中不难看出，在这样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个人的生死是如何与时势紧密相连。八斤在见到表姐白杏子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市民，如果白杏子不出现，他可能就是继承父亲的裁缝铺子，安稳度过余生。与其说他是被表姐舍生取义的壮烈所深深感染，毋宁说是被党的庄严神圣所震撼。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撑下，他抵制住了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坚毅，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小说集中多个革命故事的缩影。誓言一语双关，既指表姐和肖健的爱情誓言，又指革命党人的入党誓言、一种信仰。
纵观全集，作者为了生动地再现那段政治形势复杂的历史，仔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细节，才使得不同政治立场和身份的人不同的行为构成了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从而呈现出戏剧性的张力。读《守望》这一系列小说就是搭上时光的列车，到过去的历史空间中去感知中华民族经历过的艰难历史和人民面对苦难时顽强的生命力。
        二是打破对英雄人物刻板化的书写，成功塑造了一批“圆形人物”。《守望》全集塑造了近四十个有名有姓的主要人物，作者并没有陷入片面、单向度的泥淖，而是根据情节的发展展现人物性格的变化，充分体现出“人”的复杂性，合情合理性，做到了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圆形人物”理念。纵观小说全集，塑造的人物大多都是小市民、农民、地主佣人，他们有着底层人民的淳朴善良；也有着他们的狡黠和自私，就像《项链》里的外公对杜鹃的觊觎，外婆对黄金项链的物欲；还有一些有着性格上缺陷的人，以《憨哥》为例，憨哥本身就与英雄形象大相径庭，他憨实敦厚、执着勇敢，没有八斤超凡的记忆力，也没有黄卫东的聪明机智，他甚至会被认为是非常“轴”的一个人，难成大器，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仅为革命出谋划策干掉了伪军团长，还协助狗蛋炸掉了日军的物资输送线，最终因为一个木盆牺牲了，成了马刨泉村的英雄。就连小说人物中最像“硬汉”的“二叔”，也在革命势头最浓的时候顾念儿女情长，并在组织安排他到地方工作时因留恋家乡亲人而踏上归乡的路途。这些情节并非多余，也不是人物的形象“污点”，反而因为作者用心的刻画，让小说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增加了人物的可信度。
        在小说集中，作者还不惜笔墨塑造了以白杏子、吴翠花、桃子、袁圣美、杜鹃等为代表的青春美丽、坚贞勇敢的巾帼英雄，她们是美好的象征，而正是这种美好被战争摧毁才让读者觉得格外惋惜，增添了历史的沉重感。值得商榷的是，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不够立体，对人物性格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变化的复杂性表现得不够。小说中的女性大多舍生取义，不计个人得失，不仅形象美好，行为也无丝毫瑕疵。就像《爷爷》一篇中的“我奶奶”为革命奉献青春和生命，甚至家庭，对于相濡以沫的丈夫“叛变”后态度立转，缺乏个人化的细腻的情感过渡，这大概也是由于短篇小说篇幅所致。
        三是颇具特色的叙述视角，增强了小说叙述方式的艺术化。《爷爷》一篇就集中展现出了这种独特性，小说共有两种叙述视角，一种是普通意义上的第三人称，包括“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一种是第一人称的“我”。两种叙述视角的灵活转换使得人物的转换和情节的跳转流畅自然，这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独具特色的叙述视角有异曲同工之妙。本篇中，“我爷爷”“我奶奶”是上世纪初生人，亲身经历过那段复杂的革命历史年代，而“我”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生于和平年代，长于和平年代。“我”作为第一人称，应该是最贴近故事发展的，属于限制视角，但实际上，作者将之运用成全知的上帝视角，使得作者在叙述中有了极大的自由，通过“我”来追溯过往的历史，由我带着读者去了解历史，了解人物，对于故事的发展，人物命运的走向有着整体性的把握。例如：“我的父亲有三个爹，换句话说我有三个爷爷。这是父亲告诉我的，小时候我不懂，总缠着父亲问，父亲从不解释，以沉默对我，任由我去想象。”显然，作者是站在第一人称“我”的角度在叙述，“我”与小说中的父亲、爷爷、奶奶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无形中又拉近了小说人物与读者的距离，这其中，“我父亲”才是本质上的限制视角，第一人称。小说中的父亲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而我则是一个成年人。“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互补恰好完整而立体地呈现了故事情节，展示了人物形象，增添了故事的真实可感和人物的立体鲜活，更有利于读者在阅读时准确代入。小说结尾部分，作者依然用饱含感情的“我”的口吻写到“我突然觉得那花像火，正在悄悄地燃烧”，这正象征革命血脉的薪火相传。

        （ 余欢欢：钟祥人，毕业于湖北大学文艺学专业，现为荆门市文联文学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