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市图书馆

农业税对于我这个地道的农民来说，再熟悉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税与我家的生产、生活都息息相关。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缴纳农业税被大人们说成交“公粮”。集体生产时，村民挣工分，由村里统一缴纳“公粮”后，剩下的粮食再按人头分到每户。８３年分田到户后农业税便由村民个人缴纳，我看到父母每年都要有两次交“公粮”的经历。夏粮刚一收获，不要村里干部安排便会掀起卖粮的高潮。父亲用一辆牛拉的木板车拉上小麦和油菜籽随着卖粮的队伍去县里的“石头仓库”卖粮。说是卖，其实是交农业税，用粮食抵税，只有扣完税后，有多余的钱才会结给农户。那时候，靠脚走路，粮食也靠人扛，卖粮的队伍排很长。有一次秋收后，父母去卖棉花，卖了三天两夜才回来。但父母很高兴，说棉花品质好，算的一级棉，价格高，再就是终于完成了那年的“任务”，还盈余了一些钱。父亲说的“任务”便是农业税，在父辈们看来，分田到户后，自己种了多少田，就要按田亩缴纳“皇粮国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九十年代时，农村生活已经大为改观，国家针对不同地区也把农业税作了相应地调整。这时候的农业税收还是由村里组织，各小组长负责，农民在缴纳时已经不像原来那么积极，需要催促，需要上门做工作。原因我想是对农业税的增加有关也与征收方式有关，农民已经感觉到了压力。尽管国家对农业税的征收有着明确规定，但农业税附加的增加，还有村里“三提”，镇里“五统”，尽管农民的生活已解决温饱，但与城市相比，差距却越来越大。那时候我还在村里小学上学，有的同学家里根本交不起学费，却还要交村提留、教育附加费，还有什么民兵训练费、优抚费、整修学校、修路等等一些费用。村里为了完成征收任务，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这在当时引起过不少民愤，干群关系一度很紧张。我记得老师收学费也是一项重要任务，那时候我小叔因病去世后，家里困难，堂弟堂妹的学费一直拖着没交。老师多次找上门，只好给老师说尽好话，老师叹气道：“我先垫着，有了一定要来交啊。”后来堂妹的学费小学毕业后两年才凑齐交给了老师。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收粮的个体商贩，有时农民家里有了突发状况要钱便只留了口粮后，把余下的都卖了急用。九十年代末村干部来收农业税时，可以交现金，也可以用粮抵，家里贫困的自然交不起。这时候已经没有“逼交、强交” 的现象了，多是做农民工作，一次次上门，最终也没有收到的，便记在账上。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国家宣布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这对我们农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好像压在身上的负担一下子没了，人们奔走相告，整个村里的气氛都一下子轻松了。没想到的是，这惠农政策才刚刚开始。在取消农业税的第一步后，紧接着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的第二步便来了：种田不仅不交税，还按种粮面积拿补贴，俗称粮食直补，也分夏秋两季进行不同的作物补贴。每户都有一个银行户头，直补的钱直接打到农户的银行账户上。这样的好事接二连三，国家又拿出大量资金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原来的水渠换成了水泥Ｕ型渠，路也拓宽了铺上了水泥，村办公室也重新修缮了。村里的产业发展有了气象，种植、养殖、农机等一些合作社建起来了，回乡投资的也多了。而正在大规模开展的脱贫攻坚已经是第四步了。从全面取消农业税，到一系列向农业倾斜的优惠政策是国家强大的象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特别是十九大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让我们农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税已成历史，我们农民已迎来美丽宜居的生活新空间。（通联：沙洋县高阳镇王集村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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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的农业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