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市图书馆

大约小学四年级那年，在公社当副书记的表叔来我家，我看到他左手腕上戴着手表，高兴得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手表接触。表叔把表戴在我的胳膊上，让我美滋滋地享受了一回。他鼓励我好好学习，等将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事的时候，就送我一块手表。表叔不经意的一句许诺，让我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不过，希望很快就因表叔去世灰飞烟灭。从此，我暗暗下决心，要靠自身努力，拥有属于自己的手表。光阴似箭，时间如梭。一晃我师训班毕业，回村做了一名民办教师。此时，因工作的需要，对手表更加渴望。我把每月４元钱的补助如数交给母亲保管。尽管这样，两年下来仍然不足百元。幺爹得知我的心愿，特安排我暑假与他一起到县城打小工，以聊补缺口。那时候，进口手表价格昂贵，连想都不敢想。国产手表数上海牌最为出名，１２０元一块。其次是天津产的东风牌手表，每块比上海牌便宜１０元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农村人几乎无人敢去想买表，更无人能买得起表。但是我的父母很开明，看到我对手表日思夜梦，于是答应资助我２０元钱。钱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在那个任何物质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票却成了最大的难题。无奈之时，同村发小顺清告诉我，他的姑父在原钟祥县当商业局长，愿意陪我去试试。又是一个暑假，我怀揣１２０元钱，踏上了走后门的路程。荆门与钟祥是邻县，虽然相距不远，但中间隔一条汉江。从赵坪家中出发，我们到曾集坐长途班车，然后在双河口乘渡轮过江。顺清的姑父很慈祥，也很随和。当了解来意后，他让我们安心等两天。果然第三天带来了好消息，说目前上海牌手表没有，问我东风牌的要不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于是付了钱，又买了一个表带，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家。１９７６年的春天，我如愿穿上军装，戴着那块来之不易的东风牌手表，踏入了北国军营。那年头，部队管理严格，战士一律不能使用非军用品，只能穿戴部队配发的装备。因此，那块心爱的东风牌手表，只好藏在枕头包里。只有等到夜晚站岗时，拿出来看看时间。有一回换岗，我一看手表，提前了２０分钟。不知是哪位老兵为了偷懒，在连部的挂钟上做了手脚。就这样，手表在我当战士期间，一直处于地下工作，时不时地还要防范被人检举揭发。要知道，在那突出政治的年代，不能小看戴表这件事。说轻点，是不听招呼，违反纪律；如果上纲上线，那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享乐主义。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前途，以至于后来提干了，我好长一段时间仍然穿战士服，不敢穿四个兜的衣服和尼龙袜子。为此，营长还在连队领导面前表扬我，说我这个人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今天的年轻人听了好似天方夜谭，也许会认为是我编的故事，不能理解我们的过去。错了，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也是我走过的从军之路。正是在这种传统教育的培养下，这条正路、大路，一走就是４０年。东风牌手表是我成长进步的最初见证，军功章应该有它的一半。如今东风牌手表，早已退出我的生活，可它陪我度过的峥嵘岁月，却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通联：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２８号院６号楼２－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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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