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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这是我国文艺理论工作者耳熟能详的观念。然而，如何理解：人民的文艺？什么样的文艺才是“人民的”？则似乎并不能得到清晰的界定，并由此成为文艺理论工作者长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
如果我们将问题具体化，将问题与革命和革命文艺这一具体语境相结合来讨论，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答问题，但起码能将问题显现得稍加清晰。在此，笔者试图结合作家张永平的短篇小说集《守望》来展开探讨。至于作品在叙事手法的运用、内在结构的设计、人物形象的营造等方面的成败得失，则都暂且“悬搁”起来。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进程，革命文学（或称之为抗战文学、救亡文学）成为文学创作中经久不衰的一股热流，因此，作家张永平投身其中并不难理解。
但当谈起革命和革命文学，我们首先想到的会是《红岩》中被塑造为心怀崇高信仰、不畏牺牲的”完美“共产党人江姐，是热播电视剧集《亮剑》中挥斥方遒的杰出指挥官李云龙……虽然他们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命运，但如果概括其共同点，可以说，他们都是时代的先行者、弄潮儿、伟人与英雄，因此，当我们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时，作为 “主角” 的人民却始终居于文学舞台的边缘，成为一片虚化的远景。
作家首先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则往往造成他们“根本要把现在尚无文化或文化不高的大部分群众拒于接受圈子之外”。陈思和先生对新时期文学初期作家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奇怪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在困顿时期都曾下放民间，对民间的真实生活不可谓不了解，但是一旦民间出现在他们的笔底，就立刻深化成他们先天拥有的思想优势。民间生活世界就像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知识者在其间转了半天，结果还是面对着自己。”无疑，英雄与伟人同样生长于人民大众这一群体，其精英姿态也能更好地寄托作家的社会理想和现实批评，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是一种换喻的手法，其结果则必然是对“人民”的消解。尤其是当我们的文学舞台置于抗战救亡这一宏大叙事之中时，这种消解似乎成为一种 “理所应当”和“自然而然”。
在此语境下，《守望》仿佛是酷夏中飘来的一缕微风，有些孤单却也清新。
作家首先颠倒了惯常的主、配角关系，在塑造了众多的思想先进、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形象的同时，却将他们摆放到了边缘位置，而将一群懵懂的革命者、一些普通的老百姓置于故事的中心地位。譬如，《誓言》里的戴八斤与表姐白杏子、《桃子》里面的桃子与大小姐袁圣美。
除了这些普通的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作家还创造了一群普通的苦难民众形象。他们是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和儿女的姆妈（《姆妈》），是不怀希望地守候着爷爷归来的奶奶（《守望》），是有些贪小便宜却知恩怀报的外婆（《项链》），是庆幸自己活着的国民党军队逃兵周二狗（《逃兵》）、是始终活在赵老爹心中的粮店掌柜汪老板（《金条》）……
无疑，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对抗战救亡的理解与感受都来自间接的知识，因此，革命文学的创作对当代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同时也造就了清浊不一的态势，甚至出现了广受诟病的“抗日神剧”。
如果对作家张永平的革命文学写作做一小结和反思的话，那么，它应该是：文学首先是“民间的”，然后才可能是“人民的”。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作家，如果不能放下自己的精英姿态，将目光真正投向民间，将身心真正融入民间，其文学作品不可能是属于人民的，也不可能激起读者的情感认同。作家虽然无法再亲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但他是真正熟悉普通民众所思、所想、所为的人。如此，方能将众多瑕瑜互见的人物形象诉诸笔端，其作品方能为普通民众（读者）所喜闻乐见。
作家应当是“精英的”，文学才可能是 “人民的”。当我们说作家应当放下自己的精英姿态时，并不意味着放弃自身的精英本质。正相反，知识精英恰恰意味着深邃的洞察力和独立的思考力。在现实身份上，作家可以是“草根的”，但在思想上，则必须时时刻刻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和深刻性。如此，方能不人云亦云，如此，方能穿透故事的帷幕，进入一片幽深的世界。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山大学文艺美学博士）
（张永平，湖北荆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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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文学——评作家张永平的革命文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