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市图书馆

以前，写作离不开稿纸，就是那种能记字数的方格文稿纸。现在市场上很少见了。那些年，为了节省文稿纸，写初稿时，我一般用练习本；修改后誊写时，才舍得用文稿纸。那个年月，写作叫作“爬格子”。文章写好后，就认认真真地修改，认认真真地誊写，然后把文章封入牛皮纸信封内，贴上一枚8分钱的邮票寄给报刊编辑部。用上电脑后，就开始在键盘上敲击成文章了，怎么改怎么删都不存在费稿纸的事了。文章整理好后，点入邮址，通过电子邮箱发给编辑部。再后来，学会了手机微信功能，我就开始在手机上用拇指点击文章了。科技日新月异，写作和投稿的方式也随之改变。那些年，稿件一塞入邮筒，我心里就好像卸下一个包袱，或退稿，或泥牛入海，我就不管那么多了。那时，和邮局打交道多，邮局也就成了我心中的圣地，也是我取一封封退稿的伤心地。有一年，我投了一篇《清贫赋》给报社，三个多月都没有音讯，直到来了稿费单，我才知道文章发表了。当时，我所在的学校没有订那种报纸，我就去总场单位找，找到了我的文章后并剪了下来。青春是烦躁的、是苦恼的、是迷茫的，对我来说，安抚这种烦躁、苦恼和迷茫的良药就是读读书刊，或者写日记。记得读高中时，语文老师曾对我们说，一个将来想当作家的人，一定要养成记日记的习惯；若干年后，也许你就能在尘封的日记里寻找到自己的写作素材。几十年过去了，我如今才明白这句话的真谛。今年，在家里清理旧书刊，无意间翻到了一本带塑料封皮的日记本。如获至宝，我就静静地翻读了起来。翻着旧日记本，于是就真的来了写作的冲动，并在故纸堆里找到了写作的灵感，于是就写下了《青春的记忆》。读着往日的日记，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那个窑厂。那条龙窑，如青龙横野；那个偌大的陶货院子，在阳光照射下秞色斑斓，绚丽耀眼，各种陶货堆积如山，鳞次栉比；那条每天上班走过的田埂小路，在春天里，总是野花绽放、蜂蝶飞舞，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诱人的花香。在日记中，我仿佛又回到了二十二岁时的天空，忆起了1984年那场红红火火的文艺汇演；忆起了我心中曾经的迷茫和坚强；忆起了那段生命中最纯真的时光。读着日记，心里生出无限感慨。我与家乡何集分场的那个小邮局打了多年的交道。邮局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小邮局里只有一个男性工作人员，姓章，四十多岁，个子高高的。他是个干净利落的人，邮局虽小，而且还是土坯墙，但他总是把报格和书刊柜收拾得纤尘不染，地上总是扫得干干净净的。他还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十分有体。在小邮局里，我当年曾订了许多文学期刊，如《十月》《当代》《收获》《长江文艺》《钟山》《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萌芽》《青春》《广州文艺》《芳草》《中篇小说选刊》等。通过这些文学杂志，我知道了许多当时红极一时的作家，如王蒙、高晓声、陆文夫、蒋子龙、张洁、谌容、汪真祺……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文学期刊满天飞，知青文学和伤痕文学那真叫一个铺天盖地。高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陶器厂当出纳。陶器厂是个古色古香的传统陶器作坊，坐落在一个土岗上。厂的四周竹林如海，还有许多冠盖如伞的皂荚树和橡子树。一年四季，陶器厂的那条龙窑总是青烟缭绕，作坊里的制坯声、捶泥声此起彼伏。在那个与世隔绝的静谧世界里，在单调与枯燥中，一有时间，我就去邮局，看有没有我的退稿。尽管已经上班了，想读书的心却一直没有死。当我听说有些同学相继去五三高中、永隆高中、旧口高中复读时，我就变得焦躁起来。当看到许多同学去马坡技校读书，我心里更是充满向往和羡慕。有一天，我对父亲说，我也想去复读，兴许能考个好的学校。父亲说，为了照顾你的身体，分场才特批你进陶器厂当出纳的，不要胡思乱想了。走了容易，再回来就难了。的确，那个年代，高中毕业生大多下生产队劳动，进厂特难。我还是不死心，就偷偷去了一趟母校，找我的班主任周济老师，表明了我复读的想法。谁知学校领导不收。我于是又乖乖地回到厂里，老老实实地干起了出纳，从此以后，就不再想复读的那档子事。往事如烟，年华不再。那时的青春，十分纯净；青春的时光,柔软而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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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怀念的那份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