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局的小炮楼，拖着一个长形的院子。前面的一楼是柜台，有许多来来往往寄信或是发电报的人。二楼是机房，机房里铺着木板，漆成深深的酒红色，踏上去咚咚地响，脚底下像贴着青蛙。初踏上去有点怕，后来就“哇啦哇啦”响成一片，大人就吼叫起来。

电铃一直不停地响，“喂，喂——”接听的声腔很特别，再熟悉的人，一旦坐到总机上，就带上一种陌生的温和柔软，绵长绵长地拉着腔，一高一低地抑扬着：“喂，喂——你要哪里？”接着，一个带着长长线尾巴的锃亮铜头就被嗖地从那二排整齐的线位上扯出来，插到另一个空洞里，手柄摇得飞快，呼呼地，呜拉拉地转。偷听是很容易的事，只要不关上监听的电键。有经验的人会听出电流不消歇的吱啦声，“不要偷听！”耳机里会传来喝喊。小孩子嘻嘻两声，那个小小黑而圆的监听键就被推上去了。

电码本子被翻得乌黑，卷着边。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幻想自己就是那个话务员，在脏污污的电码本子上翻过，把那句“母病危，速归”的句子，译成七曲八拐的阿拉伯数字，念给电线那头遥远且不知名的人。那些念成类似“洞洞拐两，八五拐幺”的普通数字，神秘且庄重，包含着我无法感知的辽远和悲欢人生。

炮楼子拖着一排简易宿舍，宿舍过去依次是厨房、堆满粗壳杂物间、厕所、后门。门外边，一棵高柳立于墙边，池塘里大白鹅总是伸长脖子嘎嘎地叫。它们粗壮而夸张的嗓子，把这一片清晨喊叫得透亮。

父亲宿舍的墙上，贴着用红绒绳扎大辫子的李铁梅，脸相端圆，眉眼俊气，她穿的开红花的褂子真好看。她奶奶怒目圆睁着，她们高高地举着红灯。那白毛女，穿得浑白，直直地立着她足尖，她的白头发披满了肩，她的手臂渴盼地伸向远方。唱匣子放着样板戏，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红领巾的“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厨房里的大师傅老王头，拿着大铁铲子，站在蒸汽冲天的大锅边，他最威武。他做的饭食总是惹来众多的讥诮，可这丝毫不影响他做饭的心情。他哼着老戏，走过吧唧着馋嘴的猪，扒一满筐粗壳，把粗壳倒进斜生着粗密铁齿的拉火灶，一张燃着的废报纸丢进去，红红的火焰和着烟呼呼啦啦地冒出来。系着围裙的他，像画报里的钢铁工人，举起铁叉子去拨炉膛里的火。

天刚擦黑，院子后的墙外响起了“呲——”，“嚓——”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聚在一起玩的大人和孩子，都捕捉到了这个奇怪的声音。有人说是路过的板车，有人说是食品厂新进的机器。可是板车总不走远，食品厂早下了班。真是让人疑惑啊！

“那是我爸爸和李伯伯在偷树，我爸爸要给妈妈盖个小厨房。”小兵正确答案在握，小小的他，成功引起关注，很嘚瑟。

推开后院门，有两个人敞着衣衫，正在那里奋力拉据。于是，轻轻松松地就活捉了两个盗树的家贼。

这小绿楼里，于我最重要的，却是那个位于楼道边的分发室。几张宽大的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在这里，才上到小学的我，几乎就读遍了所有知名书报。每天早晨，这里都热闹非凡，记忆里似乎有无数的烟尘从这里腾起，一捆捆的报纸杂志从绿色的邮车里丢下来，接车的人把它们拖进分发室，局里的乡邮员们就在这里分发报纸信件，然后骑上车走乡串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