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世已经两年多了。一直以来，我不忍落笔去写他。可是，他虽然已经去世，他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漂浮在我的眼前。他去世前一年的国庆节，我回家小憩，他站在家门前眺望远方，我在为儿子拍照时，将他无意中拍摄了进去，这张照片在他去世后我就删掉了。可相片虽然删掉了，但他站在家门前的那一幕却依然清晰如昨。
  从血缘关系上来讲，他是我的哥哥，他的父亲与我的母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他是父母的邻居杨大妈（我母亲的嫂子）的三儿子，上面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就是我上面写到过的青芳姐。我称呼他为“三宝哥”，“三宝”是他的小名。
他个子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个，却是最拼的一个。他出生于1967年，读过普高，算是我们那一块有点文化的人。可惜没有考上大学，回家务了农。加上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强壮，干农活不是很讨巧。好在他讨了一个好老婆。他老婆四珍姐性格温和，在家里，大小事情都是他说了算。
他和四珍姐谈恋爱的那几年，我正上小学，正是懵懵懂懂的年纪。常常在夜色笼盖四野、月上柳梢头的时候，四珍姐从他们家侧门悄悄地进去，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四珍姐又悄悄从侧门走出来，穿过他们家竹林边的那条小径，消失在晨雾里。我的睡房有一扇窗，正对着他们家的那一道侧门。于是每天看着他们俩上演一幕幕张生和崔莺莺式的乡村“西厢记”。
不多久，四珍姐就怀了孕，依着农村的风俗，喇叭吹吹打打，四珍姐就正式娶进了门，再也不用每天夜晚从侧门进，每天清晨从侧门出去了。
1988年春雨淅淅沥沥的时候，四珍姐为他生了一个健健康康的白胖小子。他给孩子取名“银银”，金银财宝的“银”，两个银叠加在一起，我想寓意再明显不过了。他希望财富滚滚而来。
记忆里，他的父亲，我母亲的大哥长得像黑脸关公一样的像貌。黑红的脸，红红的酒糟鼻，大大的眼睛，这个我称呼为“圆茂伯伯”的男人的像貌，与我后来在戏剧里看到的关公脸实在是有些相像。
圆茂伯伯是我母亲血缘关系上的大哥，他跟我母亲相差了将近二十岁，他跟我父母是邻居，他嗜酒，他死于喝酒引起的颅内出血，半天时间就去世了。我在很早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有所记述。
在我母亲没有相认的所有同父异母的兄姐里，圆茂伯伯是最疼爱她的一个。在母亲因孤苦无依，没有娘家人作主受到心灵创伤时，或者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惹恼她的暴脾气时，她常常站在两边禾场的分界线，对着他们家指桑骂槐地骂上一两个小时，他们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与母亲对骂，或者指责母亲的不是。我认为，这是圆茂伯伯作为大哥对他孤苦无依的小妹妹最大的包容。
三宝哥继承了圆茂伯伯的好酒性格，甚至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他年轻的时候还只是一天两餐酒，到了中年以后，连清晨也要喝上几杯酒。他与他父亲一样酒量很大，不轻易醉倒，对于酒这琼浆玉液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加上他的母亲杨大妈对他的宠爱，不论何时，他的酒桌上总不会少于三个菜，荤素搭配，不可少的必有一碟豌豆或者一碟花生米。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在一些村里有本事有头脑的人纷纷放弃家里的农田往城里谋出路时，他也是其中一个。他靠着一房在沙市的远房亲戚，在沙市菜场开始贩鸡卖。关于他在沙市某大菜场贩鸡的生涯，在我们村似乎是一出传奇。
他性格耿直，倔犟不服输，做生意大起大落也不言败。他在沙市某菜场鱼龙蛇鼠混杂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外来户，个子又瘦又小，加上性格不好，肯定是那些财大气粗的本地人排挤的对象。据说，他身体起病的源头是源于一次争地盘的斗争。沙市整个贩鸡市场一开始是各自为政，小农经济似的经营。后来，有为头的出来发话，要联合经营，成立股份公司，所有的鸡贩全部加入进来，实行分红经营。其实这对三宝哥来说并不能算是一个坏事情，毕竟一个外来户的力量是弱小的，加入股份公司，年底分红，看似不错。估计，在最后利益分成比例上，人家终究是小瞧了他，给了他不甚公平的待遇。这对于耿直的他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郑重宣布退出，继续单干。任凭别人软磨硬施，就是不松口。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夜，他被人请去喝酒。本来，四珍姐见来者不善，不同意他去喝酒，但他说“身正不怕影子歪，咱又没干啥伤天害理的坏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就这样，他跟着别人去了酒楼。几杯酒下肚后，对方拿出合同要他签字画押，对方以为他喝得差不多了。殊不知，他虽然喝了好几杯，但对于好酒且酒量深不见底的他来说，基本还没有到醉的地步，他假装醉歪歪地拿过合同，对方喜不自禁，他却冷笑一声，一撕为二，准备扬长而去。岂料对方是有准备的，立刻从侧门冲出几个彪形大汉一下就将他撂倒在地，几个人一顿拳打脚踢，他口吐鲜血晕了过去。这些人见他晕过去了作鸟兽散，他一个人倒在血泊里十几分钟，后来在服务员的惊呼声中被人送去医院。因失血过多，他全身上下只剩了几克血，医院重新给他换血，经历九死一生，他活了下来。虽然对方后来在法院的干预下给他赔偿了医药费，但是他却因此而落下了病根。因为这次疾病，他留下了多种并发症。村里人一直认为这是他起病的最大根源。
一两年之后，他的鸡场生意也不是太好，在中间人的劝说之下，他还是加入了股份公司。生意慢慢越做越大，手中积攒的钱也越来越多，儿子高中毕业去读了沙市一个不出名的专科学校，后子承父业跟着他贩鸡，作他的帮手。
他的儿子银银虽然年纪小，可是性格却与他完全相反，与他的母亲四珍姐十分相似，勤快，吃苦耐劳。儿子不久与他的同行本地鸡贩的大女儿结了婚，婚后三年内连添两名孙女。三宝哥自从那次病后，身体不太好，基本上放手让儿子跟着他岳丈一起干了。他掌控大局，银银和母亲在鸡场忙碌，媳妇在家带两孙女。他基本处于半退休状态。在儿子结婚后，三宝哥在沙市埠河岸边给儿子盖起了四层楼房，连装修一起大概花了将近一百万。这是他用身体拼来的家产。
三宝哥如果只是患上了贫血、败血症，也可能不至于送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癌细胞悄悄侵入了他的身体。反正他长年在荆州某医院拿药治病，他对自己患癌一事在被查出晚期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毫不知情。
他跟我一样是有故乡情节的，虽然在沙市埠河岸边建起了几进院子的四层洋楼，有段时间甚至将杨大妈也接去新楼房去住了。但他一年之中，总要返回老家五六次。他的老房子还在，虽然没有田了，但他和杨大妈的户口还在村里，还有一口池塘，一个菜园子，还有后园的竹林。这些都是他固执留在故乡最后的家业和记忆。
我总在节假日，清明节、端午节、五一节、孩子放假的夏天，全民最盛大的节日春节回到老家探望父母，而在这些节日里，也总是会碰到三宝哥。没有哪一个出门打拼多年的人会这样频繁地回到自己的故园，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坐车回来。他直到临死之前都没有买代步的汽车，儿子有他没有。他也没有考取驾照，他曾经在我爱人开车回家停在禾场上时，他笑嘻嘻地说，等他身体好些了他也去学驾照，买一辆小车开回来，至少方便些呀，拾桥那些跑摩的的价钱喊得死贵，我不是急着回来，我才不坐他们的摩托车。事实上，他每次回来依然是一个人没带东西或带少量东西时，他租摩的回来，如果带有食品货物等大宗物品时就会租个带顶蓬的麻木车回来。他回来多半是为了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有时候回来母子叙叙旧，老母亲依然下厨给他炒几个他爱吃的菜，依然少不了一碟兰花豌豆或者一碟花生米。酒依然是少不了的，一日三餐酒，一餐几杯酒下肚。他对我父亲说，一日三餐酒，快活似神仙呢！
在老母亲去他的新房子里住的半年时间里，他依然如往常一样回来，一回来就如他的母亲一样爱干净，洒扫庭院，门前屋后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根本看不出来平时没有人居住。哪怕是他知道自己患癌后的最后岁月，一个人拖着病腿回来，看着隔壁另一户邻居堆放在他家门口的芝麻杆，他也依然将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将杂草抱到屋后的空地上烧掉，再将灰撮起来，到菜园里洒在菜根底部。
我母亲看着他拖着病体干活这一幕时，对我们叹息着说，这就是言传身教啊，你看他都病成那样了，他还那样爱干净。
2014年的国庆节，他回家，我母亲见他肚子大得有些不正常，关心地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作检查，怎么肚子那么大？他笑着说，三哒（他照着他父亲的辈份称呼我母亲），我一年四季365天有300天在医院里逛荡，有病医院查不出来呀。除了身体虚点，我没有什么病，您就别担心了。
既然他这么说了，母亲也认为自己是多虑，没往别处想。岂料一个多月后，就听别人说他查出了癌症，病情复杂，除了先前就有的贫血、败血症，还夹杂着糖尿病和肝硬化腹水。据说，他开始吃进口药，一瓶药好几百上千。他回到家里，虽然面容憔悴了很多，腿跛得更历害了，但他依然笑呵呵地对我母亲说，三哒，没事，我这人病多，阎王爷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拖走我，我现在在吃新加坡的进口药呢。
快到年底时，我回家探望父母，他又回来了，母亲喊他过来吃饭。在饭桌上，这一次他不再逞强，他叹着气告诉母亲，大概他的病是治不好了，病太多了，他说他不甘心，他辛苦奋争一辈子，可是却挣不过命。说着说着眼眶里含着泪水。母亲拿着话宽慰着他，饭桌上的气氛很沉重。吃完饭，他就回到家里，拿出医疗本，为自己患病的合作医疗报销问题去找大队干部和乡村医生去了。在小卖部，他买东西时，遇见了他的小学同学，他竟然对别人说，他就要死了，没几个月了。一个还活着的人亲口对自己的故交旧友说自己要死了，要不久于人世了。这是一种何等的绝望与悲凉！
那一年的大年三十，他将全家搬回来团年了，这个年过得热热闹闹，一如他少年时的往常。他用拖谷的拖车拖着两个孙女去大队部，一路上两个年幼的孙女笑得银铃般轻脆，稚嫩的童声飘荡在他幼年时劳动过的田野，飘荡在他从这里出发，走出去沙市做生意起家的那条羊肠小道。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医生不给他治病了，不给他拿药了，对四珍姐和银银说，再治下去是浪费钱了。他在那家医院的门诊大厅里喊叫着：医生，你们是治病救人的医院，你们给我做检查呀，你们给我拿进口药，我有钱，我有几百万的存款……这哀绝的悲号声回荡在医院的门诊大厅。我的坚强的三宝哥！
这一番吵闹后，他平静地吩咐儿子银银送他回老家。他回到了老家，平静地与乡邻亲友们打着招呼，平静地暗中对与他年龄相仿的乡邻交待后事，要他在他死后记得给他穿上棉鞋，要他给他抬重（抬棺材）。
一个月后的一天深夜，他在他结婚的那间房里头一歪就平静的去世了。他的两个哥哥回来了，在他临死前，他在武汉的二哥哭嚎着要给他打进口针，说他还这么年轻。
人不能胜天。他在亲人的眼泪中平静地离去了。
那一夜，是七月中旬，鄂中腹地真正意义上的夏天。夏虫轻轻地呢喃，月光洒在屋后那片竹林，月光洒在他家的那道侧门，月光洒在他的橘园，月光洒在他无数次用脚丈量过的那条通往城市之路的乡村羊肠小道上……
那一夜，月华如水，繁星满天！一颗流星划过天空，快速地坠落在屋后竹林边的池塘。乡亲们说，那是三宝哥的星宿呢！天上一颗星，人间一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