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清明前夕，母亲还在医院与病魔抗争，那时我守在床前，几惊几险，在满以为脱险可以轻舒一口气的时候，母亲却突然走了。母亲走的那段日子，我始终难以释怀，不相信她会真的离我而去，总以为在某个黄昏临近的时分，她会打来电话，问：老三，你今晚回家吃饭吗？抑或在某个暖日的周末，会打来电话嗔怪：老三，你有几天没回家了呢！如今，走在这条通往公墓的路上，我不得不告诉自己，那个勤勉、节俭，为家庭牺牲了自我，为子女操劳了一生的母亲，是真的走了！

母亲上世纪30年代生于武汉，祖上数代在汉经商，是当地的煤炭经营世家。幼时的母亲，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也聪慧过人，好学嗜读。然而，在战火频繁、动荡不安的岁月，注定了一个女子的求学路曲折多舛。母亲的小学、初中求学路，前后辗转了4所学校，历时8年。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母亲求知的渴望，求学的执著，备显艰难，更实属难得。新中国成立后，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让母亲毅然选择了与殷实的“小商”家庭决裂，从此孤身一人远赴他乡，开始了自己“激情燃烧的岁月”。艰苦的日子并没有磨灭母亲求知的热情，靠着自己不懈努力，母亲又先后考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湖北省公安学校。毕业后，母亲被分到荆州地区公署公安处工作。公安处的四年，是母亲最难忘也是最自豪的四年。四年里，即使头顶上“小商”家庭成分的“雾霾”，也未能掩盖住她的熠熠“芳华”。1950年，母亲参加荆州地委合作化工作队赴荆门后港，成为一名合作化运动干部，后来与父亲结识，成了家，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荆门这座小山城。

从喧闹的都市到偏僻的小城，从衣食无忧的城里小姐到孤独无依的战士，如果说母亲的前半生像一个传奇，而成家后的母亲，却像中国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因着妻子、儿媳、母亲的称呼，从此遍尝人间烟火，归于平凡！

小时候，家里人多，除了我们兄弟姊妹三个，还有年迈的奶奶、外婆和年幼的小姑，一家八口人，都靠母亲跟父亲两人的工资生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光是一家八口人的吃饭问题，就着实让家里的主妇为难，然而母亲硬是凭着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将清苦的日子打理得“活色生香”。

儿时的记忆里，由于家庭人口多，家里的大米始终面临供不应求的危机，为此，母亲会想方设法弄到一些碎米、玉米，或磨成粉做粑，或掺起来煮粥，家里餐桌上，白花花的大米、黄灿灿的米粑、香喷喷的米粥便轮番登场，既不至于让家人饿了肚皮，又丰富了单调的饮食。对于我们的日用，母亲也是费尽了心思。床上的枕套、家具上的桌布、孩子的书包都是母亲从各处搜集的零星布头，缝制拼接而成。但就是这些拼接的花花绿绿的桌布、书包，往往也会引来女人的惊叹与孩子的艳羡。冬日里，阳光晴暖的日子，母亲还会带着我们到东宝山上割茅草，把割回来的茅草晒干，缠成草把，储存起来当柴烧。寒冷的日子里，当别家因为手头拮据，柴火不济，一愁莫展的时候，我家小院里却总堆着令人眼馋的的柴火。

母亲的智慧，让我们平安度过了那段清苦的岁月，而母亲的勤俭，却让我们受用一生。母亲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好一生穷。这“算计”里九成的意思包含着勤俭。一次父亲从外地带回来一个大西瓜，尽管我们姊妹几个馋得直流口水，天天觊觎，母亲却总是说：等个好日子吃吧，然而等到“好日子”切开时，却发现由于时间放得太长，瓜瓤已经风干。即便是在今天吃穿不愁的日子，母亲对自己也十分吝啬，从来不舍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也从来不舍得给自己买一点吃食，即使是我们买了送到她手里，她除了嗔怪“浪费”，也总是攒了又攒，放了又放。她经常对着子女或孙辈问：志儿，缺钱吗，缺钱就跟奶奶说；老二有困难吗，有困难就跟妈说；老三，碰到难事一定要跟妈说呀……

所幸，我们子女孙辈如今都平安富足，不幸的是母亲走了，那个有着传奇经历，受各级组织表彰37次的革命战士，那个为了子女操劳一生、勤俭一生的母亲永远离我们而去了！谨以此文怀念我的母亲——李惠兰。

（通联：市人社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