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孩子提到“打牙祭”三个字都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提起吃肉更是觉得起腻；而“打牙祭”这三个字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在儿时却是一种奢望，能够美美地吃上一顿肉更是觉得奢侈。

我出生在沙洋县毛李镇一个叫联合村的村子里，母亲在小学当乡村教师，父亲从部队转业后被安置在相邻的后港镇农具厂工作。那时交通不方便，从毛李到后港因为隔着长湖，要过两条河，两条河中间还要走上一大段的土路，我年纪小走得慢，早晨从家里出门，等到后港都已经是下午时分了，尽管路远走得艰辛，但心里总是觉得美滋滋的，因为只要我被叫到后港去，就是又到了父亲厂子里“打牙祭”的日子了。

父亲工作的厂是一个镇办企业，厂子不大，也就百十来号人，可在当时那个年代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企业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拿着37.5元的月工资，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因为半边户职工居多，厂里还有专门的食堂，食堂伙食不怎么样，很少能看到荤腥，可到了每个月尾的晚餐就大不相同了，因为那天是职工“打牙祭”的日子，职工每人能分到一份用小碗蒸的粉蒸肉。每到这一天父亲就会叫母亲或者托熟人把我送到厂子里来，跟着大人们一起“打牙祭”。说是每个职工一碗肉其实也就四五片肉下面垫的不是红薯就是土豆，能不能分到一碗好肉，还要看大人们和食堂师傅关系的好坏了，关系好的往往能分到一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关系一般的只能端上一碗干巴巴的纯瘦肉了，父亲因为和食堂大师傅是本家，往往就能得到照顾。

到了这一天，平日里不怎么热闹的食堂却突然沸腾了起来，还没到开饭的时间，食堂外早就排起了长队，厂子里也多了一些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都是和我一样被大人叫来“打牙祭”的孩子们。大人们排着队，男的掖下夹着碗，手里拿着烟大声地聊着天，女的将装着碗的袋子挎在胳膊上，手里忙着织毛活或者纳着鞋底，小声地谈着家长里短，孩子们则在满院子里跑着、闹着。随着“开饭啰”的吆喝声响起，厂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大人们不聊天了，孩子们也停止了吵闹，当厨房的师傅把蒸笼一掀开，整个食堂上空顿时迷漫起一股诱人的香味，直窜入人的鼻尖。“忠儿，快来把肉端上，我们拿回家去吃。”“冬梅，快去叫弟弟来吃饭。”“星儿，你还在瞎跑个么事啊，还不快来。”刚才安静下来的食堂一下子又热闹了起来，喊叫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父亲因为排在队伍的后面，等到他领到饭时，食堂的饭桌上早已挤满了吃饭的人，我们只好在外面场地上找了一个石凳子，放上饭菜，蹲着吃。父亲给我分了一小碗米饭并放上了全部的肉递给我，我立马端起碗，夹了块肉赶紧趁热往嘴里送，一口咬下去滋滋冒油，顿时满嘴沁满了肉香，那种幸福的感觉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父亲点上一根烟站在一边看着我吃，等到我吃完跑到场地上玩耍去了，他才倒上碗里剩下的土豆和油汤拌着吃完了余下的饭菜。蹲在我们旁边吃饭的一个小孩，别看他个子小，饭量却大得惊人，不仅吃完了自己的一份，连他父亲的也吃去了一大半，吃完后挺着个大肚子一边用嘴舔着碗，一边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大人们于是给他起了个浑名叫“南瓜肚子”。吃完了饭，大人们三三两两又聚在一起聊天，谈论着白天的工作，小孩子们依旧聚在一起游戏、玩耍，尽情享受着这一个月难得的一次相聚。欢笑声弥漫在厂子上空，久久不肯散去。

于是“打牙祭”也就成了我们那个年代最美好的一段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