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说，有我的时候，我爹不在她身边。年轻的父亲，在一个叫武铁采石场的地方运石头。我妈在老家坚守，那地方多好听的名字——大柴湖，听起来像大财湖，藏的全是金银财宝！

在轰隆的爆炸声中，我们全家搬到采石场住下。

采石场，有挖不完的石头。每天都有家属用体力砸石头、运石头，一车接着一车。只见工地上都是推车奔跑的人和摆动的草帽，还有轰鸣的机械声和渐行渐远的火车鸣笛声。

我妈说，咱家对石头有感情，荒地对咱家有恩情。离开土地吃着“自理粮”的农家在他乡喘息着生存，是因为铁路采石场的偏僻之地给予生存的间隙。

土地，曾是我爹我妈的命根子。他们信奉“穷则思变、变在干”的格言，信奉皇天不负苦耕人的古训。哪怕有一点点收入的希望，便不惜汗水，勤奋劳作。

砸石、运石后的休息时间，父母便将全部精力交赴给荒地。荒地上种的菜曾经吃不完，父母乐呵呵地将时令蔬菜挑到市场去卖。白白嫩嫩的青菜，细细长长的丝瓜、又脆又甜的黄瓜，全是我家所产。父母靠它们贴补家用。初夏蔬菜疯长，父母格外忙碌。有时是人家定了我家的青菜，于是父母抓紧送去。有那么几次，雨来得疾猛，硕大的雨点将滚烫的土路打湿。山路泥泞难行，父母穿着雨衣水鞋在雨中穿行。刺眼的闪电划破长空，一声声炸雷滚滚而来。我父母在恣意乱窜的雨点中艰难挑担前行。这些场景经常出现在我记忆画面中。抢种、抢收、抢送，这便是采石场的荒地留给我的忙碌印象。

我爹我妈，半工半农，且工且农。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以开汽车为职业，但对砍柴、育秧、翻土、喂猪、阉羊等技巧熟稔于心。他骨子里浸透着对劳动的崇拜，勤劳成为灵魂深处的图腾。我的母亲，一个身材弱小，其貌不扬的女人，像男人一样干着粗笨的体力活，对火车、铁路和道床、石头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她从故乡柴湖镇跟随丈夫到了偏僻荒凉的采石场开始新的生活，小心翼翼，举步维艰地穿越异乡的泥泞，任凭前路迷茫，大雨滂沱。

多年后我才想起，母亲是沿着农作物的叶脉一步步走近钢铁动脉的。她和炸药、雷管、铁锤结下了亲，和蔬菜、鸡鸭猪狗结下了亲，和奔腾不息的火车结下了亲。她沿着缠缠绵绵的红薯秧子、蓬蓬勃勃的玉米缨子和昂首远眺的高粱穗子遍布的故乡土路走近铁路，走进钢铁的内心。在以火车为象征的现代命运面前，她居然有那么多乡村故事、家园背景。

我父亲的工资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最为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点钱，能保证家里急需和孩子读书之用。而用于全家的开支，则是远远不够的。我母亲拼命劳作、开荒、种地、喂猪、养鸡、养鸭，少有闲暇的时刻。城市生活对她是陌生的，尽管自己的丈夫好歹是个“公家人”，穿着铁路制服神采奕奕。

在我家，很多规矩是母亲制订的。家里吃饭，父亲没落座是绝不允许我们动筷子的。每餐饭的第一碗饭，是盛给我父亲的。这一规矩在我们家雷打不动。在我母亲眼里，我父亲就是家里的“天”，是家里绝对的权威。1998年我父亲去世时，我母亲只说了一句“天都塌了”，就难过地休克过去。

2014年10月，母亲在做白内障手术时不幸被发现已是肺癌晚期。到了2015年6月上旬，母亲呼吸困难，天天使用氧气瓶呼吸。由于疼痛难忍，她整夜辗转，无法入睡。我们都很紧张，生怕出了三长两短。

母亲还是走了。待我们再次相见，她的肉身已变成一具白骨，轻轻一抖，大多化成粉末。

命运就是这样快速转换。谁曾想健壮、乐观，从未住过医院的母亲，在短短几个月里抛出这么个结果，让我们惊愕、哀伤、绝望。

我成了没爹没妈的人。无数日子逝去了，岁月的潮汐也必将淹没我的身影，我一刻不停地向前走着，在人群里被磕来绊去。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再也见不着了，我只能把他们的爱传递给身边的人。

（通联：武汉铁路局麻城工务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