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但丁

  我不足12岁就被县文工团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中了。 

  当时我哥哥初中刚毕业不久，成了镇上首批下放知青，母亲为此终日以泪洗面。虽说到处都在宣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得知县文工团来镇上招生，我被选中，母亲毫不犹豫就把我交给了县文工团。

  文工团驻扎在县城，与我的家乡新沟镇相隔上百里。我参加工作不久，母亲因为想我，隔不多久就要到县城来看我。

  有一次，母亲让姐姐给我们团领导打了个电话，说她病了。团领导批了我的假，让我回家一趟。

  我风风火火地赶回新沟，到了家里，却见母亲好好的，就有几分恼怒，当时耍着性子要搭车回县城。母亲急了，好说歹说把我留了下来。

  在我留家的那几日，母亲想方设法给我做些好吃的东西，一会儿肉丝汤，一会儿猪肝汤，一会儿清蒸鱼，一会儿红烧肉。我生来嘴馋，哪见得这个？立马拿出自幼练就的吃功，张着小嘴儿一刻不停地暴食着母亲亲手做的美味佳肴，三下两下就把肠胃给撑坏了，结果，活生生地把个探亲假演变成了我自个儿的病假。

  我病得很重，连续几天上吐下泻，浑身虚脱得没有一点气力。那天，正在上班的母亲放心不下我，中途回了趟家。我正想上厕所，强支病体从床上爬起来，不料一阵眩晕站立不住，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母亲正好赶上，一把将我抱起，泪水汪汪地叫了声：“我的儿！”

  只这一声叫唤，让我浑身酥软泪如雨下。我扑在母亲的怀里，任泪水汪汪地流。那一刻我幸福得一塌糊涂，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我当年病重被母亲抱起的那一刻，我的鼻子还不禁发酸。

  父母一直住在新沟镇。我参加工作几十年，从未守在双亲身边尽一下做儿子的责任。上世纪90年代，新沟镇缝纫社倒闭了，已是风烛残年、本该领着退休金颐养天年的父母，却被镇上用不到两万块钱的安置费打发了他们的余生。

  1995年秋天，母亲偕着体弱多病的父亲，悄悄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小镇，搬到了监利县城。这时我已在县城待了24年。二老的到来虽给我们原本并不宽裕的小生活带来了些许压力，但每天又能吃到母亲亲手做的菜肴，听到母亲习惯的唠叨，亦不失为一种天伦之乐。

  本以为这辈子可以跟父母朝夕相守，再不分离，可到了2006年初，我居然又接到一纸调令。跟我幼小离家时相比，这一回走得更远，是到远离监利四百多里的荆门市去工作。

  得知我要调走，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父亲此时却打开话匣子，向我不停地提问。父亲问我荆门在哪里，你调到那里去搞么事？我一向不爱炫耀自己的所谓“仕途”，可这回为了让年迈的父母高兴和放心，我便专门拣些好听的话说给二老听。我说这次是被组织上提拔重用，我从一个县级新华书店的经理，一下子提到了市新华书店总经理的位置上呢。父亲一听就呵呵地笑了。

  在我与父亲对话的时候，平时总爱滔滔不绝的母亲居然心事重重，一句话也没说。

  离开监利的那一刻，人们把迎送我的场面弄得热闹非凡，喝不完的惜别酒，道不尽的祝福话。临了上车，我向大家挥手告别，但在欢送我的人群后面，我突然看到了一个衰老的身影。

  母亲什么时候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此时的母亲，显得格外苍老，无情的岁月，让母亲曾经挺拔的腰身已变得弯曲佝偻。母亲的心态也变得越来越自卑。母亲知道，这些接送我的人都是些有“身份”的人，而她却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甚至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老太太。母亲知道自己的卑微，她甚至都不敢再往前走一步，让大家感受到她此时此刻的存在。她只是一个人远远地站在最后那个不显眼的地方，默默地看着她那已年近五旬的儿子登上即将离去的小车，然后眼睁睁看着车轮徐徐启动。

  我是透过小车的后视镜发现母亲的。我慌忙叫停了车子，拉开车门，快步走到母亲面前。

  对着年迈苍苍的母亲，对着几十年含辛茹苦的母亲，我无语凝噎，顿觉肠断。

  “妈，我走了……从今往后，您和父亲多保重！”

  “儿啊，一个人在外，要注意呢……”

  母亲的泪正一滴滴洒落在我的手上。一时间，我泣不成声……

  （通联：市新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