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嗣桐为陕西蒲城县兴市镇人，毕业于四川讲武堂，在于右任介绍下进入黄埔军校。此人心性高傲，在警二、警三旅先后遭受失败后，仍想冒险“立功”。他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立过军令状：“我是蒋委员长的忠实信徒，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愿为三民主义献身。我是不畏强敌的，此次征剿赤匪，不成功则成仁。你们不敢摸徐海东，我摸！你们不追红二十五军，我追！”

  1935年4月，蒋介石为消灭红二十五军，清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集中原鄂豫皖边区的东北军六个师和陕军一部共三十多个团的兵力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向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并扬言要在五、六、七三个月内把红二十五军全部消灭。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徐海东采取“先疲后打”的战术。在完成九间房战斗后，首先袭击了荆紫关，歼敌一个多连，活捉敌四十四师军需处处长，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荆紫关战斗后，杨虎城并没有接受教训，而是继续命令各路敌军紧紧前阻后追，妄想聚歼红军。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徐海东与吴焕先政委决定诱敌于袁家沟口，分而歼灭。

  袁家沟口到桃园岭是一条长约十多里的山沟。西测山高林密，杂草丛生，便于部队隐蔽，沟底一条小路是行人必经之路。红二十五军将部队埋伏于丛林之中，将两头沟口一扎，敌人是插翅难逃。

  按照徐海东的设想，6月29日，红军与警备一旅稍做接触后，佯装胆怯，边打边退。唐嗣桐哪容到嘴边的肥肉掉在地上，骄横万状地开始紧追不放，唐嗣桐毕业于黄埔军校，红二十五军入陕后，他一心想与徐海东比试比试，抢个头功，也就忘乎所以，紧追红军不放。

  7月1日下午，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先行抵达到袁家沟口西三十多里的地方。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部队吃罢早饭，立即返回袁家沟口，在天大亮之前占领了袁家沟口北面大山岭。七八点钟的时候，营部通讯员来传达了敌人已出发，正向袁家沟口伏击地前进的敌情通报。

  不一会儿，敌人长蛇一般的队伍从战士们眼前慢慢经过。他们哪里知道，一只只黑洞洞的枪口正瞄准他们，只待战斗命令下达。突然桃园岭垭口一声枪响，这是敌人全部进入我伏击圈的信号。一时之间，从袁家沟口到桃园岭十几里长的山沟里，红军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扫射。随着冲锋号声，连、营、团的打旗兵扛着大旗冲向敌群。红旗挥到哪里，部队立即冲到哪里。

  一位姓庞的老战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二营从袁家沟口北边山坡上直冲下去，下边恰好是敌旅部，我们如猛虎下山，敌旅部立即被我们冲垮了。敌人在失去指挥后，部队就像一群无头苍蝇乱碰乱撞着，只有少数部队向南突围，我们立即向南追击。敌溃不成军。我们队伍很快跑散了。在下山坡时，我突然看到山沟的草丛里有一个穿军装和穿便衣的人神色惊慌地走着，就一个箭步冲下山岗，刚跑到山腰，敌人便飞快地跑了，我举枪射击，一枪就把穿军装的敌人打死了。随即我立即冲上前高喊“缴枪不杀”。穿便衣的家伙马上钻进草丛。我用脚踢了他的脊梁背:“干什么的？”穿便衣的回答：“我是旅部秘书”。秘书也是个官啊。过去我们常听徐海东首长讲：捉到一百个大兵，不如捉个旅长。当时我想旅部秘书虽然不是旅长，但这官也不小。我命令他站起来，只见他矮矮的个子、胖胖的，上身穿咖啡色便衣。我回头一看，战友们已经向南追击敌人去了。在这深山密林里，只身一人要带一个国民党旅部秘书，而且四周还有不少躲在草丛中的敌散兵，万一被他们劫去怎么办？向前追赶部队已来不及了，不知部队还要追多远，向回走说不定会碰到我们的同志。想到这里，我命令敌秘书前边走，不许向后望。这个胖胖的秘书还很老实，很听话地迈着步在前面慢慢地走着。我怕草丛中的散兵搭救“秘书”，便举枪向左右草丛中射击，并不时地对后面下着“跟上来”的命令。走出沟口，见沟口外有几个人在那里。我举目一望，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军首长正围着地图研究着。我立即命令“秘书”向前快走。自己边跑边喊“徐军长、徐军长，我捉到敌人的一个秘书”。徐海东副军长听到我的喊声，走到敌秘书面前仔细看了看对我说：“他不是秘书，是个旅长”。当时，唐嗣桐听到徐海东说他是旅长，双腿颤抖起来，面如土色，低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下期：红二十五军不再是盲目寻找出路和生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