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在秦岭野桃花、杏花开得正艳的时候，红二十五军再次撤离葛牌镇，被张汉民指认为自己作证的二十几名党员同志被处决。二十条汉子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他们临死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人不相信自己人？为什么自己人对自己人毫不手软？有什么办法，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为了保存自己，只能对无法信任的所谓“同志”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二十多名地下党员（包括张汉民）就这样做了冤死秦岭山谷的野鬼。
在葛牌镇，当时并没有处决张汉民，原因是“案情”起了变化。九间房战斗后，一位不速之客忽然来到红二十五军驻地。此人名叫王烈君〔即汪峰，时为中共上海中央局交通员〕，自称中央军委特派员，其使命是寻找与联络张汉民部传达上海中央局的有关指示。来者不惧，惧者不来。这个陌生人不只是很有来头，而且“主要是找张汉民部”，并有肩负证实和营救张汉民的明确目的。在红二十五军军部，汪锋见到了吴焕先、戴季英等领导人。汪峰急切地一再解释，证明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自己人、是同志，要求马上放人。随后又向红军传达了中央文件，当时文件是记在脑子里、凭嘴说出来的。文件的内容，特别是对革命对象的政策，与红军离开根据地和中央失去联系之前的内容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比如，从杀地主到要给地主生活出路等等，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叛变革命的言论。汪峰只管滔滔不绝地讲，并没有顾及到气氛的变化，没有注意到有人拍桌子离席而去，直到几个红军战士提着枪冲进来，对他怒吼“反动派”并要揍死他时，他才知道自己无法说服戴季英等人，已经无法完成任务了。当时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没有杀他就是一个奇迹，是万分之一的侥幸。事后汪峰回忆说：为什么没有杀我？归纳起来可能有四点原因。第一，我的身份是中央特派员，有缝在袍子内并写在蚕丝织品上的介绍信。第二，在看押的过程中有空我就教战士学文化和教唱陕甘苏区的红军歌曲，因此逐渐地获得一些人缘。第三，有次夜里部队转移，而看押的战士却睡着了，我完全可以逃走，但我却返转身叫醒战士一起追赶部队。第四，当时正好中共河南信阳根据地地下党正好也派人来联络，证实了我的身份。因此汪峰才能与红二十五军一起长征到陕北。
因为时局复杂，信息闭塞，红二十五军当时无法与党中央直接取得联系，最终张汉民在被关押一个月后，还是被当作“叛徒”“法西斯分子”，于5月10日在龙驹寨被处决。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张汉民获得平反昭雪，承认其全部革命历史。
也就在处决张汉民的前一天的5月9日，鄂豫陕边区省委书记徐宝珊在龙驹寨因肺结核病逝。徐宝珊1903年生于湖北汉川。受过中等教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投入国民革命军叶挺部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领导重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同徐海东、吴焕先等采取游击方式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残酷的反“围剿”斗争，发展保存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力量，锻炼了红二十五军。1935年春，领导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4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担任书记。
龙驹寨归丹凤县管辖，在历史上素有“陕南屏障”“三秦要津”之称。就在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镇寨，鄂豫陕的领导人徐宝珊因病去逝，张汉民被自己人错误的枪杀了。徐宝珊病逝的让人心痛惋惜。张汉民的死包涵了冤枉冤屈，是他人生的不幸，也是组织的不幸，同时也是陕北红军领导人对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产生偏见的原因。
吴焕先被鄂豫陕省委推选为代理书记。在敌人展开疯狂围剿前夕，吴焕先组织召开了省委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决定采纳徐海东提出的“先疲后打”的灵活战法。
3.袁家沟口
红二十五军在重创敌警备二旅、警备三旅之后，陕军警备第一旅旅长唐嗣桐非但没有胆怯害怕，还牛气冲天地要剿灭红军。疯人必有疯狂的举动，他像一条疯狗，紧紧咬住红二十五军不放。
（下期：敌人长蛇一般的队伍从战士们眼前慢慢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