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骥(1894~1958)号伯常,湖北安陆县三陂港人。自幼入塾就读。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考入湖北陆军小学。1909年(宣统元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加入共进会。2年后被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入伍生队。辛亥武昌首义时,由保定南归路经上海,被沪军都督陈其美委充上海警卫军司令官。10月29日,清军攻占汉口,刘骥以“效力疆场为要务”辞职回鄂,由鄂军都督黎元洪委为战时总司令部参谋,听从总司令黄兴调遣,督战于汉阳前线,阻击清军。南北议和后,仍回保定军校学习。1914年7月毕业,赴山西投大同镇守使兼晋军师长孔庚,任镇守使署中校参谋,代参谋长。次年5月.因追随孔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改任山西第一混成旅步兵营营长。后被革职,重返上海。
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参谋长,后历任湖南援鄂军 刘骥向蒋介石赠送礼物
团长、广东海疆军旅参谋长、四川边防军高级参谋等职。1924年,赴粤晋谒孙中山。1926年参加北伐,北伐军攻占汉口后任汉口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兼代市长。1929年后,历任第五路军第九军副军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蒙藏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贵州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抗战时期,历任重庆行营办公厅副厅长、军委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中将主任、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1940年晋任陆军中将。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任重庆市市长,后兼代重庆警备司令。1948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华中“剿总”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委员。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同年到台湾。1958年10月2日病逝于台北。
人物年表 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府警卫司令;同年10月返武汉,任鄂军总司令部参谋,参加攻打汉口。1912年后,历任鄂军第五师副官长、晋北镇守使署少校参谋、山西陆军第一混成旅营长等职。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参谋长,后历任湖南援鄂军团长、广东海疆军旅参谋长、四川边防军高级参谋等职。1924年,赴粤晋谒孙中山。1926年参加北伐,北伐军攻占汉口后任汉口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兼代市长。1929年后,历任第五路军第九军副军长、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蒙藏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贵州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1940年晋任陆军中将。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同年到台湾。1958年10月2日病逝于台北。
护法运动 1917年7月,孙中山揭起“护法”旗帜。刘骥奉命随何成浚回到湖北策动荆州驻军石星川师响府,钼成湖北靖国军第一军,任该军少将参谋长。次年1月石星川部被湖北督军王占元击散,刘骥随何率残部退驻湖南常德,编为2个梯团,刘骥任第一梯田团长,交湘西边防督办兼援鄂军总司令李书城指挥,与围堵之北军苦战。嗣后,率部赴(恩)施南,入湖北靖国军唐克明部,继续开展护法斗争。
1918年5月,刘骥辞职赴上海后奉命入粤,任驻粤滇军总司令部上校副官长。次年5月改任广东海疆军第一混成旅参谋长兼代旅长,率部戍守海南岛。1920年,因屡遭粤军攻击,辞职回上海,蛰居数年。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孙中山立即成立以熊克武为总司令的四川讨贼军总指挥部。刘骥奉命入川,出任讨贼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协助前敌总指挥赖心辉,与北军邓锡侯、唐廷牧、陈国栋等部,苦战于黑虎寨、资中、张关铁山、内江、成都等地,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
国民革命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湖南,中国震动。依附吴佩孚的刘湘、刘文辉主动与赖心辉聚首言和,商请刘骥为川军总代表,赴衡阳面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请其将川军收编。10月,随北伐军进入武汉,刘骥被任命为汉口特别市公安局长。任期内,悉心保护中共湖北党的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的安全;支持学生为收回英租界组织的示威游行,并亲带纠察队前往现场维持秩序,捉拿潜入武汉的土豪劣绅汤毓龙等。
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叛变后,退任汉口市政府委员。11月,秘密逃往上海,参加“湖北革命同志会”。后以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代表身分,往来于上海,南京、武汉间,充当刘与蒋介石的桥梁。1930年春,蒋介石任命刘文辉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刘骥利用刘的合法番号,自己在湖北拉起了一支队伍,即第五路军第九军。队伍整编后,请何成浚任军长,自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不久何成浚投蒋,并收买了第二师师长容景芳,将第九军收编。刘骥反蒋不成,遂亡命上海。1936年6月,经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援引,出任江西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区保安司令兼专署所在地南城县县长,他开始成为政学系成员,并遂渐成为重要骨干。任内手订十戒(忤逆不孝、烟赌、早婚、养童养媳、放青苗钱、捕蛙等),颇得人心。1935年5月,先后调任贵州桐梓、陕西南郑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任内,奉命阻止红军北上;贯彻联保联坐法;督修赣闽、川黔、川陕边界公路,以便“追剿”红军。因出力尤多,深得蒋介石的器重。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蒋介石为进一步控制四川,将刘骥调往重庆,担任重庆行营办公厅副厅长。次年2月,改任西昌行辕主任。在职7年,利用与彝人首领邓文富联姻等形式,分化地方势力,大挖新设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墙脚,挑起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互相角斗。
抗战胜利后,接任重庆市长。是时,蒋介石派特务杀害了民主志士李公朴、闻一多等,激起重庆各界人士的义愤,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刘骥应邀出席,同时保释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曾敏文,开释记者10人,师生17人。任期内重视市政建设,完成了下水道、北区干路、和平隧道、和平市场等工程。
1948年4月,调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刘骥明晓蒋家王朝的末日已到,便拉他的二弟民社党中央委员刘仲宣,赞助和平运动,同时密谋“应变”方案。次年2月,“华中剿总”白崇禧,以刘骥“办事敷衍”而去职,凋任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秘书长。4月21日,闻蒋介石准备捕杀一批进步人士,他提前准备好通行证,买好飞机票,秘密将市参议会会长胡子昂等人送出重庆。中国解放时,携眷飞抵香港,担任中国招待所所长,接待国民党去港的军政人员。不久转赴台湾,离政赋闲。1958年去世。
社会评价 刘骥土地革命时期担任南城、汉中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时,严禁鸦片、赌博,严禁高利盘剥,严禁贩卖人口,安置散兵游勇在农场就业,动员妓女从良,整顿吏治,清剿匪患,丈量田亩依法计征等。蒋介石把刘骥安置在从江西到陕西围剿红军的沿途上,是对他从政能力的充分信任,刘骥也不负重望,所到之处,都把公路修得四通八达,同时采取上述措施安定地方,迎合蒋介石调兵遣将和倡导“新生活运动”的需要,但是从客观上看就大大缓解了民生疾苦,受到百姓欢迎。
刘骥身为国民党高官重将,割不断与国民党的依存关系,直到中国解放,他去香港几经徘徊,最终还是去了台湾,但他对中共方面、社会民主人士始终怀有好感。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等中共方面关系密切,这不仅因为是他的妹夫耿丹的关系,应该说他对共产党人革命精神是钦佩的。土地革命时期,正当中国各地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共产党人纷纷落网被害时,他在江西南城、贵州铜梓、陕西汉中,却没有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相反在制裁地头蛇、国民党贪官方面毫不手软。
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他在西昌行辕主任和重庆市长任上,虽然红得发紫,但他毕竟不是黄埔出身,仍保持清醒头脑,约请民主人士邓初民,为他和他的下属讲解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辨证法,毅然参加重庆为李公仆、闻一多举行的追悼大会,或明或暗地支持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释放被捕师生。刘骥任湖北省主席时,国民党势力已是强弩之末,几百万大军已被人民解放军通过三大战役打得落花流水,镇守武汉的“华中剿总”白崇禧,正准备抽走银行的黄金、白银,炸毁武汉后,逃回他的发迹之地广西。
刘骥与白崇禧巧妙周旋,暗中支持“和平运动”,积极应变,粉碎白崇禧的阴谋,与武汉地下党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后毅然引退,以一走了之的方式为桑梓人民谋求和平,为基本保存一个完整的武汉创造了条件。综观刘骥的一生,宦海沉浮,历经沧桑,很难对他作出一个全面确切的评价,但他一生不忘革命初衷,身处国民党高层却保持民主精神,念念不忘民生疾苦,对共产党人也从没有恶感,甚至在关键时刻,甘愿丢掉那顶价值不菲的“乌纱帽”,担当起与白崇禧较劲的风险。应当尊重刘骥政治态势多元化的个性特点,不应机械地将他当成正面人物或者反面人物,任情褒贬。他在那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政治良心的鲜活,实在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