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个消息，县委领导都认为，15斤稻谷分到人每人每天只合三两半米，只能算是最低指标，保命粮了，但心里总算有底了。有了保命粮，大家精神大振，人人笑逐颜开，真是惊天的喜讯！有的说：“这可是下的及时雨，送来的救命粮。”有的说：“虽然指标低了一点，过苦日子我们心里有底了，也踏实了。”有的说：“我们回去一定逐队把生活安排好，不辜负上级党委的关心。”会议开得很顺利，人人心情舒畅。

  最后讨论如何把粮食指标具体到人？县委领导强调：既要保证人人活下去，又要保住劳动力，使冬春生产、保护耕牛等不受大的影响，这还是难事。做到不外流逃荒、不出现大批病人、不饿死人还是艰巨的任务。就全县而言，要到明年接早稻，还有大几个月，特别是冬春季节，大家千万不要麻痹，一定要提高警惕，兢兢业业，坚持带领群众广开门路，大种蔬菜，广找代食品，抓好家庭副业，合理安排集体生产，做到劳逸结合，抓好治疗浮肿病和妇女子宫脱垂病，实现安全度荒。我们坚信一定能够实现最后的胜利。

  9月12日，我和工作组的几个同志到杨集金陵大队（现沙洋县五里铺镇杨集村）搞分配试点，住在二小队李自成家，这是五里区一个先进队，生产搞得好。我在同群众一起采集代食品劳动中，听到老农们很多抗旱的经验和教训。他们说，在这大旱之年，人是吃了苦，也下了力。其经验是，套种间作、抢季节、自己留种子等。对于教训，有一位老农感叹地说：“千错万错就是等大米等空了，没有抢墒种旱粮，如果不是等米吃，旱粮都已经到了。再是自己不留种（指旱作物种子），等调来种子又种晚了，结果绿豆不结角，黄豆不结荚，粟谷是狗尾巴，今年自己要留旱粮种子。”和支书韩尚英一起同小队长座谈后，大家认为要总结生产经验，接受灾年防灾抗灾经验教训，迎接1961年的秋播。

  9月15日，我又和五里区委书记王本庆等几位同志到一些生产队看生产，看群众自留地、家庭副业情况，边看边问群众：“15斤稻谷能安全度荒吗？”群众都说:“行，15斤粮食，掺点菜，过苦日子，能度过去。”有的说：“今年粮食少，芝麻长得好，油多，再加上菜，掺上代食品，能填肚子。”有的说：“15斤粮食不算少，又不是政府有粮不给多吃。”有的说：“受灾的也不只是一个生产队，全国都有灾，小有小的困难，大有大的困难，我们要讲良心，体谅国家的困难，共产党、毛主席对我们农民够关心的了。”这话使我深受感动，农民就是这样纯朴。

  9月18日,县委书记处会议开了一天，会上讨论了生活安排，分析认为虽然上级调来4500万斤粮，但是全县仍缺几百万斤粮食，否则农村的灾区每人每月还吃不到15斤稻谷。在欣喜上级调粮的同时，大家仍感到困难很大，担子很重。

  时间到了1962年2月，我调到江陵县工作已近半年，一次在荆州地委开会时，我专门打听荆门生活情况，唐玉金同志说：现在（指1961年12月—1962年2月的冬季）荆门群众生活比1960年冬要好多了，没有外出逃荒的，没有饿死人的，只有少数社队出现了浮肿病人。

  这说明，在大旱三年中的荆门，总算做到了安全度荒，取得了度荒的胜利。回想起来，全县干部群众一路苦斗过来，令人震惊，真不容易呀！

  调往江陵前  

  1961年9月17日上午，我从五里区赶回县城，刚到机关，梅白和王登崑就告诉我：“地委通知调你到江陵工作。”

  猛一听，感觉很突然，之前没半点的音信，更没有料到。说实话，当时我不愿意离开荆门，才来了一年零几天，情况刚熟悉，工作也觉得顺手了一些，又要调走。这正是荆门粮食低指标、瓜菜代，干群同生死共患难、苦度荒年的紧要关头，走，真感到对不起正在苦斗的荆门干部群众。我当即请梅白同志跟地委说说不去行不行。

  （下期：要离开荆门了，我和大家不约而同去宝塔山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