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致认为，罗窑大队的经营管理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了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做，田连片，水就流，杨家将，一齐上，一人做事众人帮。用几句话概括起来就是：统一经营，按劳定田；大活到组，小活到户；定额到田，按件计工；连续包工，一包到底；分段检查，奖惩兑现。
我们了解到，这个大队实行这个办法，秋播搞得好，今年夏粮油收成较好，周围相邻大队吃供应粮，这个大队却可以自给有余，无夏荒现象发生。现在正是夏收夏种农忙季节，我们看到男女老幼都下了田，因干旱无水秧插，都忙着打坷垃（指大的土块），种旱粮，无一闲人，无一摞荒田。
我们调查组的王登崑、朱远福都是笔杆子，当天夜里就写出了调查报告。
29日，天一亮就赶往县城，上午召开县委书记处书记会议，我汇报了罗窑大队生产责任制情况以后，大家都觉得应该大力推广。县委第一书记梅白给罗窑大队的做法起了个名字：“分户管理责任制”。 梅白同志深知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下午他亲自赶到罗窑大队进行了解。后来又派吕乃强等几位同志再次到罗窑大队调研，进一步总结，形成正式文件，又改名为：“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
我分管经营管理工作，立即按照县委讨论决定的精神，同农工部同志研究了推广罗窑大队“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的经验。
31日，县委组织各区委书记、区长到罗窑大队现场参观，在现场会上我要求各区都要学罗窑，包工到户，落实“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
6月初，按照县委要求，各个区都要开展责任制试点，县委领导分头下去指导帮助，我到拾廻桥区王桥大队。
6月6日，阴天，闷热，没有下雨。早饭后帮社员摊场，之后帮王成彪家舂大麦，王成彪的母亲是一个很善良的老人，爱说爱笑，这几天在她家吃饭。每逢我一到，她就讲个不停，什么种自己的田比种别人的田要自由自在等（这在当时是禁区），她都敢讲。下午工作组在王桥大队碰头，大家反映，各生产队干部、社员中很多人主张包产到户（不是“包工到户”）。我认为这是禁区，不可能实现的，就向干部群众做思想工作：这种办法会走向穷得更穷，富得更富，是回头路，不能搞，还是罗窑大队的办法好。
对罗窑大队的做法，宣传所到之处，人人拥护，都说只要按这个办法做，就会有1957年一样的干劲，就算受灾也会有个好收成。
7日，王桥大队三小队率先讨论通过了劳动底分，划分土地等责任制，落实了包工到户，实行了“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
到11日，王桥大队九个小队都实行了“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当时，所有推行罗窑大队经验的地方，生产队长不用天天打钟催上工了，社员也不再夜夜开会议定额、评工分了，杜绝了“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现象，实现了多劳多得，群众的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
我在同五队社员李兴杰锄棉花草时，发现他比以前更加注意劳动质量了。在开老农座谈会时，社员都要求多种夏粮，他们说：“能收夏一斗，不收秋一石，春不留肥，秋不空田”，大家都主动抓种子，抓肥料。
经过试点，我们发现，这种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责任制，已变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到6月底，全县各区都主动要求全面推行罗窑经验。至此，“部分农活分户管理责任制”在全县遍地开花，推广已顺理成章。可惜，“罗窑经验”不久就当成“踩红线”错误受到批判而被停止了，没有结果。
文化大革命时，我在江陵工作，因实行“罗窑经验”成了走资派的重要证据，被批判了无数次，几乎逢批就有这一条。唐玉金后来给我讲，他也因此事受到了无数次批判，可见荆门县委其他同志也不会幸免。
（下期：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来到拾廻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