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三推辞，他不肯，就只好答应了。我们四五个人来到他家，先在院子里看了看，自留地的菜长得很好，还养了十多只鸡。刚坐下来，他就端上一小筐油炸馍（有的地方叫油条），说：“吃吧，还在炸。”接着又端上来萝卜、白菜等几个菜，还有红薯稀饭。这是我们几个人今年在农村第一次饱餐的一顿饭了，吃到了久违的油炸馍。
饭间，几位年长者围拢过来，都说今年领导得好，大旱年叫我们改旱粮，种芝麻，多少年没有这样好的芝麻了，今年家家的油是够吃了。
紧急叫停的“罗窑经验”
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经营管理（包括劳动、生产、财务、分配等）一直是个难题。到了荆门后，县委分工我主管公社经营管理，对这项工作，我并不陌生。可是，多年来虽然在尽心尽力抓经营管理工作，但公社集体所有制经营在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又是手工式操作，加上气候条件的变化，农业生产有很多不可测定的因素，活路极其复杂，单靠按定额记工难以达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目的，我工作过的县和各地都曾试验过“小段包工”、“包工到组”、“按作物连续包工”（从种到收）等机制，不久都被叫停。
1960年10月5日，我到曾集公社民主大队（现沙洋县曾集镇民主村），晚上正赶上开社员代表会，讨论秋播实行大队对小队“三包”（包面积、包工、包产）的方法，代表们说：这两年没有包产，包了也没奖惩，弄得大家没心思生产了。代表们争论得很激烈，最后统一了思想，议定开荒三七开，超产三七开，超过面积三七开，实行包工包产包投资，一次包定全年不变等方法之后，大家满怀信心，力争超产。
20日晚上，我在子陵公社新生大队（现东宝区牌楼镇新生村）七小队，和几个社员座谈了劳动定额管理，他们说：包产到队（指小队），责任到组，超产到田，算账到户，活路工分到人，这办法比以前要好。
22日晚上，又和几个同志座谈“三包”，都认为凡是三包指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贯彻得深透、执行得好的生产队，生产都出现了高潮。
新生大队这年（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65万斤，却要求各小队1961年共包产165万斤，超包100万斤，为什么？干部的“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还依然严重，不顾实际情况，拿“紧箍”向群众头上套。我向梅白同志讲了这个情况，他对这种现象很恼火。
11月7日下午，我在沈集新民大队九小队同社员一起种菜，社员们议论要想种好菜，除非包好工，要不就种不好。恰好晚上落了一场小雨，第二天一早，我和社员一起出早工去栽菜。栽菜是妇女社员的强项，她们上工早、出勤齐，有说有笑，干得很起劲，只是包工没搞好，“上阵一窝蜂”，工效低得可怜。收工回来在食堂和社员一起吃早饭时讨论改变这种现象，实行小包工。
总之，为了搞好经营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各级开了很多群众会，天天搞定额，定额定不准，年年搞分配，分配不合理，群众劳动积极性始终调动不起来，生产难以达到较好目标。为此，我一直感到困惑不解，并不断探寻合适的办法。在探索过程中，经常遇到“红灯”， 要么自我放弃，要么被叫停。
到了1961年5月26日，唐玉金在县委会上介绍了子陵区八角公社罗窑大队（现东宝区子陵镇万家坪村，下同）按劳定田、包工到户经营办法，调动了群众劳动积极性，县委多数同志觉得这个大队的做法很好，梅白同志提议要我去进一步调查了解，总结这个队的具体经验。
5月27日，我和王登崑、闫大新、农工部朱远福等一早就出发，下午赶到罗窑大队。晚上，同罗窑大队支书杜学怀，部分大、小队干部、社员进行座谈。
28日，我们分头到各小队调查了解情况，到田间同干部社员座谈。经过两天紧张的查看、访问、座谈、调查了解，晚上集中工作队员在王集进行研究分析。
（下期：我发现李兴杰比以前更加注意劳动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