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生产小队更多的自主权
《中央十二条》指出：“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应该主要归生产队，公社和作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不要统得过死，不要乱加干涉。”这里的生产队指的是小队。《中央十二条》明确指出了大队、管理区、公社不要统得过死，致使小队没有更多的自主权，影响了小队的积极性。
1961年3月27日，县委书记处开了一天会，讨论政策落实问题，即：小队之间的差别、社员之间的差别和粮食三定到小队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过去平均主义思想严重，不照顾社员之间、小队之间的差别，什么事都一拉平，结果先进的不积极，落后的等平调，群众消极怠工。
因此，县委明确，改变队与队分配“一拉平”的做法，采取大队对小队、去冬对夏粮、今春对全年生产实行“三包”（包面积、包工、包产）一奖制，各小队生产优劣与分配多少挂钩。
4月1日晚，我在沈集参加生产队会计会，座谈粮食三定到小队和照顾小队之间的差别问题，大家都同意富队社员可以多得，并提出在包产上实行以下办法：（一）降低包产指标；（二）包死产量，全奖全赔；（三）以产付酬，超产部分增加分值；（四）改变粮食全部按人头分的供给制，实行“人六（基本口粮）劳四（按工分分配）”分配制，做到劳动工分既值钱又值粮。由于过去工分不值钱、不值粮，社员形象地说：出门无方向（不知道干啥），进门无主张（没钱，没米），坐得吃（供给制），睡得想（1957年好），没有吃的找队长。
扩大农民自营地
1960年底，县委及时落实《中央十二条》中指出的“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的精神，在全县范围内，扩大农民自营地，每户分配自留地3—5分、度荒地3—5分、饲料地3—5分，合起来有一亩多。号召并帮助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如养猪、养鸡、养兔、搞编织等，让群众能放开手脚自找门路，以补充食物。
1961年5月2日，我和沈集公社副书记刘士春等同志到麻城公社中山大队（现掇刀区麻城镇中山村）三队调研，这是一个红旗队，副业生产搞得有声有色，全队25户已养猪31头，户户都养了兔子，收入很可观。社员有了自营地，又允许发展家庭副业，他们便在自营地里、家庭副业上下功夫，总是起早摸黑，烈日雨天不停地干。农民高兴地说：“1957年的政策又回来了。”
缩小公社规模
1961年4月28日，全县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以上会议上，按照《中央十二条》和省、地委要求，经过大会讨论，县委决定调整全县公社规模，具体是：撤销原13个公社（含1960年4月组建的漳河公社），恢复12个区建制，区成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上传下达，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将原公社下设的管理区改为人民公社（也是乡一级行政政权组织），全县共有64个，公社管委会就是乡人民委员会，行使乡人民委员会的职权，同时行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经营职权，直接指挥各生产大队的生产经营。公社社长就是乡长，这次变更，缩小了公社规模，从体制上对“共产风”、瞎指挥风起到了遏制作用。这一体制一直沿用到1983年公社体制结束。
抓分配促生产
每年到夏收、秋收季节，生产大队就开始搞分配，一般夏季是预分，秋季才是全年实分。几年来吃大锅饭的分配形式，打击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但如何解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都没有一个好的办法。1961年上半年，旱灾在持续发展，食堂停办后，群众格外关心分配问题，很多群众认为食堂取消了，分配应该有新的变化。县委也要求在6月底以前集中力量抓好夏收分配，县领导和工作队到农村，按照《中央十二条》、《农业六十条》、《省委十项措施》要求，做好指导帮助。这一段时间，我每到一个生产队，都与干部群众讨论夏收分配问题。
1961年5月22日，我和工作队朱远福等同志到沈集公社的公益大队（现沙洋县沈集镇公平村）搞夏收分配试点，这个大队实行的是基本劳动日和基本口粮相挂钩，按“人六劳四”分配的办法，具体是：发动群众，核实产量，清理工分，多劳多得，而且还评定好坏典型，以提高群众觉悟。社员很高兴。（下期：我向荆州地委书记处书记杨春亭汇报秋收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