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五风”，严重影响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严重减产，群众只有劳动，没有分配，甚至户户都是超支户，生活十分困难，干群矛盾越来越大。
分析认识“五风”的危害性后，接着是干部出怨气、放包袱。“五风”的问题，都是上边刮的、社队干部执行的，只不过具体表现在干部作风上，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平均主义分配，什么都是按人头分，劳动工分是空的，不值钱；生产上瞎指挥，还压着群众干，报假成绩，没做的说成已做了；当然也有干部自身多吃、多占、多分、参加劳动少等特殊化问题。
反“五风”中群众批的都是基层“五风”的直接指挥者——社队干部，但实际上他们很有怨气，因为“五风”是上面要“刮”的，或是任务重压出来的。有的同志在会上说了心里话，出了怨气。和平大队支书杨忠诚，因主张分散抗旱，被斗了多次，他有一肚子怨气，这次都说出来了，并表明态度，好好工作。在鸣放中，每个干部都很留恋1957年，说1957年是：粮食多，猪子多，还有（肉）汤淘饭，现在是粮食少，猪子少，外戴“超支帽”。
一提起1957年，干部兴致就来了。1957年是如何来的呢？党的政策执行得好，干部作风转得好，干部政策执行得好，技术措施推广得好，经营管理搞得好。一句话，1957年是干来的，不是天赐的。能不能赶上1957年，到会同志都认识到只要有当年的干劲就一定会超过1957年，会上都作了规划，力争超越1957年。为此，大家出了很多主意，有一个小队长说：主意不用多，一是听党的话，二是听群众的话，1957年丰收就是听党的话听来的，以后不听党的话减了产。他刚落音，下边都说他讲得对。敞开言论，让干部出怨气，放包袱的鸣放方式，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情绪，也调动了大家做好工作的积极性。
7日，我在公社整风大会上说：“揭发了‘五风’危害，查找了根源。不要忘记多数是好同志，县里负大部分责任，或负主要责任，对干部要有两点论。”基层干部听了这些话后心里感到很舒畅。
傍晚，梅白同志来到烟垢，我把情况向他汇报后，他讲了对干部政策的十条意见：（一）一百个干部中九十几个是好干部。（二）一百个犯错误的干部中有九十多个是可以改的。（三）有些同志原来是好干部，后来不管犯了多大错误，只要认错、改错还是好同志。（四）“五风”责任，上面担大头，如果是100斤，上边担90斤，下边担10斤。（五）看干部要有两点论，既要看到缺点又要看到优点，首先看到优点。（六）全面鉴定干部，评功表模。（七）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干部生活，干部才能关心群众生活。（八）对干部布置工作首先要交代政策，交代方法，不光压数字。任何人不得随便给下边干部扣帽子。（九）干部管理：县委管大队支书、队长、会计，公社管小队长、会计、食堂主任。（十）对干部批判从严，经济处理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第二天，我把梅白谈的十条意见向基层干部群众讲了之后，人人满面春风，心花怒放。杨忠诚说：“过去我们大队7个干部都是一站二看三推，都怕当干部没有好下场，听了十条意见，觉得有干头了，上边像做老子的一样，说了公道话，只要这样，我们也要发动群众揭我们的‘五风’问题。”
整风目的除了发动群众揭发和纠正“五风错误”、教育干部转变作风外，中心任务是教育提高干部。“干部十条”让干部群众放下了思想包袱，也为对干部的鉴定工作明确了方向。
对社队干部自身的“五风”问题，如：有的多吃、多占、多分；遇事只动口不动手，很少参加劳动；有事不同群众商量，自己说了算，群众一提意见就扣帽子，扣工分，扣口粮；甚至说，你打不倒我，县官不如现管，等等。对待这些问题，通过党员会、干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解决，对个别错误严重的，通过吸收社员代表参加的党员会或干部会揭发批判进行解决，多数干部都能积极主动检查认识错误，对个别思想不通的干部经过批评都能改正过来。
（下期：县委整风工作队从烟垢公社转移到曾集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