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与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学会了摘、煮、挫、晒、吃的方法，现在用上了。我和华青、朱远福等工作组的同志以及五里的同志一起，顶着烈日打了一天芝麻叶，在一个小学里（已放假）煮、挫、晒之后，掺在面或饭里煮着吃，大家都说好吃。芝麻叶带油性，还有清香味。我们省了不少粮票。

  同时，我们在五里分头向群众宣传示范制作芝麻叶的程序，在群众中推广。当时正在找代食品度荒，人人积极行动，在一些社队中成了上等代食品。我回家时带了半麻袋干芝麻叶，家里人喜出望外。

  就这样精打细算，加上三个孩子都还小、三个老人饭量都不大，一家人勉强可以吃饱饭，再没有患浮肿病了。

  大战“共产风”  

  我在《在大跃进的岁月里》中的《“共产风”的刮起和纠正》一文中对光化县“共产风”的刮起和纠正进行了回顾，但到了1960年，“共产风”仍被列为“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瞎指挥风”的“五风”之首。

  “共产风”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还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极大反感和不满。一些群众说：“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有的社员说：“不怪社员没干劲，只怪你我都不分。” 这样的政策路线，破坏了生产力，扭曲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共产风”的危害性，引起了各级党委的重视。

  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1960年下半年一次会议上说：“减产一是天灾，一是人祸，现在看来人祸大于天灾。省委反对刮‘共产风’，但有些地方又助长了刮‘共产风’，对农业增产估计太高，有平均主义思想，照顾差别不够。因此，一定要把‘共产风’反掉。”初秋，省委领导带工作队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进行纠正“共产风”、政策兑现的试点。9月中旬，省委在通海口召开了纠正“共产风”的现场会，指出：由于刮“共产风”，群众普遍认为现在是公私不分了。要求“上边压，下边发动群众揭发，两头挤，解决好‘共产风’”。

  1960年9月18日至9月21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大队和小队长会议，到会3000多人，部署解决“共产风”问题，要求生活安排和政策兑现扭在一起，两手抓，同时抓。全县大张旗鼓地纠正“共产风”开始了。

  打响漳河第一炮

  1960年9月23日，县委第一书记梅白指定我到漳河水库调查处理“共产风”的问题时说了很多意见，如“你要敢字当头，敢于和饶民太作斗争！”“漳河是个大恶霸！”等。

  接受这个任务时，我到荆门工作才20多天，对这里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我想，处理“共产风”是党中央的指示，各级领导干部都会坚决执行。梅白同志说的饶民太，是地委常委、副专员、漳河水库工程建设总指挥。对县里工作来说，他是上级领导，一定会支持。对于梅白同志交代的话，虽然幽默，只能理解为：胆子要大，态度要坚决。

  到漳河水库纠正“共产风”，的确情况特殊，对我来说还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漳河水库是湖北省计划和建设的大型项目，除省投资外，荆州举全区之力进行兴建，水库有效库容12.29亿立方米，可灌溉荆门全县和江陵、钟祥、当阳一部分农田，是为民造福的大型工程。但在前期建设过程中，正遇上大跃进、公社化、 “共产风”顶盛时期，自然，漳河水库建设工地也毫无例外地刮起了“共产风”。

  当天下午，我赶到漳河后，第一件事是向饶民太同志汇报县委关于处理漳河“共产风”的建议，并请他领导这项工作。饶民太同志是一位为人正派、作风扎实、清正廉洁、待人随和的领导干部，他说：“漳河的‘共产风’是存在的，这，我们要落实中央政策，抓好兑现。你先去了解情况，摸摸底，看有哪些方面的问题，要同社、队干部、群众商量，有个初步意见后我们再议定吧！我从指挥部派两位同志协助你。”

  24日，梅白陪同地委第一书记王玉珍来漳河检查工作，王玉珍同志指出：“要坚决纠正‘共产风’，多听听群众的意见，该退赔的一定退赔，把党的政策端正过来，密切党群关系。”

  （下期：漳河水库纠正“共产风”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