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范围内只有拾廻桥、后港（现沙洋后港镇）两个区下了透墒雨，其他区、社都下得很小，旱灾仍没有解除。
  我根据日记统计了一下，从6月9日到6月25日，只有3天是阴天，其余都是晴天。
  30日，我来到牌楼公社来龙大队（现东宝区牌楼镇来龙村），这里旱情极其严重。支部书记说，如果大暑不下雨，要差9万斤口粮。和他们讨论的措施是如何抗旱插红薯，种荞麦，种蔬菜，并且分一部分田到各户自种自食。傍晚参加大队的生产小队长会，讨论耕牛农具管理。大队将耕牛下放到小队管理，措施是：保本保值，增多了不收回，减少了不追加。
  就这样，在紧张忙碌中过了1961年的上半年。令人欣慰的是全县没有出现外出逃荒，没有出现大批病人（浮肿病分期分批治愈），没有饿死人。
  
  我家精打细算过日子  
  
  我的一家，随同我们夫妇俩一起到荆门的有岳母和三个孩子，后来我的父母亲也从光化来到荆门，全家八口人，这在县领导干部中算是家大口阔了。当时，只有我们夫妻俩有工作，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200元，全家人均25元，精打细算，刚刚够吃饭，过得去。但在荒年想在市场买点什么吃的，改善一下生活那就无力了。如果再给老人、小孩治病，花钱稍多一点，就更拮据了。基于以上原因，所以多年来我不喝酒，不吸烟，不买好衣服，除了吃饭，从不乱花钱，这样精打细算，日子还是紧紧巴巴的。
  到荆门不久，岳母得了浮肿病。父亲发了两次心脏病，有一次在正月初三，已经快喘不过气来了，随时有窒息的危险，他老人家硬是坚持不到医院就医，不得已急忙从医院请来医生，打急救针，总算把命保住了。
  1960年11月我在曾集驻队，帮助社队抓生产生活安排和纠正“共产风”，天天在生产小队食堂吃饭。我们工作队员是按数付粮钱。我安排早餐三两、中餐三两、晚餐二两，当月23斤指标，还超支1斤，也就是说这个月还差1斤粮没着落，当初也没细想。
  在生产队驻队，晚上经常要开会，工作量大，怕顶不住，晚饭就多打一两或二两，不知不觉过了20多天，一数差了3天的粮票没着落。我心里急了，问公社书记任恩远怎么办？他听了猛一惊，也想不出好的办法，后来他拍着脑袋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家的粮票够吃，市场上有卖野荸荠豆腐的，一元钱一斤，买回来，加菜煮点稀饭吃，你就在我家吃吧！”我说：“也只有这样了。”赶紧从口袋掏出10元钱给他。他推着不要，我说这怎么行？最后还是给了他。
  我到恩远家，一眼看出他的妻子罗绍莲大不一样，有点惊讶地说：“你比以前瘦多了”。她苦笑了一下答：“可不是嘛，不瞒赵书记，我体重降了12斤”。就这样，在任恩远家吃了三天饭。
  我想家里仅靠有限的供应粮指标，全家很难度过荒年。也巧，我到政府大院开会，看到小河旁边有一片荒地，零零星星，干部职工一小块一小块地已种上了蔬菜。我也在近水边选了一块地，我们夫妇俩一合计立即动手开挖平整，买来种子，种上了萝卜、白菜、黄瓜、南瓜等。
  我们又在梅白同志房子后面不足两公尺宽的小夹道里插上了红薯。有人说，那里见不到太阳结不了红薯，我说结不了红薯吃红薯叶也行。
  我多在农村工作，没时间回来侍弄，浇水、除草都是忠玉去做。那时她正是孕期，可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拖着笨重的身体几乎天天劳动一两个小时。不过我只要在县城，就利用休息时间，我俩一起中午顶着太阳、晚上乘着月亮在菜地劳动。
  就这样，到1961年夏、秋，我家的蔬菜够吃了，这年还是春旱连着夏旱，但种的菜多，一半粮一半菜，全家总算顶了过去。
  1961年8月我到五里区看生产时，水稻、旱粮都干枯了，但芝麻长得很好，得益于听取老农过去抗旱度荒的经验，在没插上水稻的田里大都种上了芝麻，现已结荚成熟，正是打芝麻叶的时候。
  我在枣阳、光化工作时，那里与河南唐河、邓县等地相连，这些地方群众习惯把芝麻叶当成好菜。
  （下期：第一件事是向饶民太同志汇报县委关于处理漳河“共产风”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