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底到1961年的冬春季节，农村吃集体食堂，多数食堂只能维持两餐稀饭、粮菜混吃的局面。集体种菜也很少，群众就挖野菜，摘榆树叶、藕荷叶裹腹。总之，凡是能吃的都吃了。尽管如此，浮肿等疾病还是不断增加，卫生院都住满了病人，有的还增加了临时病房。

机关干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不少同志也得了浮肿病。虽然城镇人口粮食指标是23斤米，看起来比农村人口多，却是纯净粮，不像农村群众多数能种点菜，找点代食品，养鸡的还有几个鸡蛋。干部们带领群众度荒，任务重、责任大，都是早中晚连轴转，工作量很大，加上营养跟不上，得浮肿病的人也很多。

县委领导干部中，田怀德同志窒息了，来回抢救了几次，快顶不住了。还好，他于1961年3月上旬调任荆州地委组织部长，算离开了灾区。我心想，地委决定正确，要不，这位在我们书记处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志可能就熬不下去了。

唐玉金，得浮肿病住院了。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还很壮实健康。他家有四个儿子，都正处在吃饭长身体的阶段，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一点，他的妻子饿成皮包骨。有一次她把饭菜分好了，最小的儿子哭着在地上打滚：“哥哥那碗为什么比我多？”他妻子有苦难言，急得说不出话来，无论怎么劝说，小孩就是在地上打滚不起来。邻居们看到后都说：“可怜啊！”但都无力相助。

我知道的还有：鲍溥汉、吕乃强、王登崑、闫大新、王兰樵、夏邦新、杨运宝、潘康年，以及一些机关工作人员……这些同志住院时，多数同志我去看望过，他们都要争着出院，投入工作。医生说，这病拖久了更难治，强留他们在医院治好才让出院。

在当时来说，浮肿病，还有干瘦病、妇女子宫脱垂病，都是饿出来的，是典型的营养不良病，不用过多吃药打针，只要伙食好一点，营养多一点，休息十天半月就好了。

县委对治疗这些病很重视，措施也很具体。规定对浮肿病人增加粮油供应指标，每天补点粮油，管吃饱，每人还补助一斤糖。城乡居民、干部、职工都一样，无一特殊。农村卫生院所收治的浮肿病人，公社、管理区都派有专人负责，县政府下拨了专款。所以全县收治浮肿病人效果是明显的。除个别老年人又感染了其他病没有治好外，都治愈出院了。

在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1961年的春荒总算熬了过来。

然而春旱过后又是夏旱。按照荆门的常年气候，当地有句农谚：“麦到立夏死，谷到处暑黄”，意思是到立夏就要割麦插秧了，处暑就要收稻了。可是到了5月，立夏过了还没有下过透墒雨，插不上秧，干部、群众心急如焚。

5月初，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是群众说的“春争一日，夏争一时”的关键时期，季节不等人，抗（旱）灾如救火，要全力投入抗旱和抢收抢种，一切要给抗旱双抢让路，要组织县区干部职工到农村参加和帮助抗旱、双抢。会后，县委同志立即分头下到各区传达会议精神，到重灾社队帮助抗灾双抢。

5月3日，我同唐玉金到沈集、烟垢、后港传达会议精神后，唐玉金留在后港，傍晚，我到了拾廻桥区。这是我第一次来拾廻桥，在街上转了一圈。这个集镇，街很长，靠河有码头，坐船可以经过长湖到沙市去，过去是沙市、荆门间的一个重镇。传说关羽在桥上过了十（拾）回，故名。

4日，到朱老公社大兴大队（现位于沙洋县拾廻桥镇大兴村）参加生产队长会议，同社队干部座谈时，大家都深感困难越来越大。在无奈之下，他们说：“现在也不知道老天爷下不下雨，只有人等天，两手准备，一是抗旱保住秧苗，二是准备改旱，备好旱粮、芝麻种子、红薯苗子。”拾廻桥是重灾区，我和尹朝贵同志留在这里帮助抗旱。

6日，我们和区委同志一起分析了生产队抗旱、双抢情况，对群众提出的一些好的抗旱办法，请区委及时推广。傍晚，我们又分头到生产队，我到大兴大队（现沙洋拾廻桥镇大兴村）八小队，正赶上他们开队委会。第二天和社员一起插红薯秧子，这里过去也很少种红薯，经验不多，我们边排秧子边讨论，我再次介绍了光化、枣阳种红薯的经验，社员们对靠种红薯获得丰收很有信心。

（下期：打麦，这里不像北方我家乡那样用石磙碾，而是用篾架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