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出所料。当我把全国、全省、全县的粮食形势一讲，与会的贫农代表纷纷表示，一定听党的话，时刻准备过苦日子。一小队贫农陈绍金说：“一个月20斤粮食不算少，现在国家太困难，我们都要为国家想想，过去我也受过苦，戊辰（1928年）、丙子（1936年）都是大旱灾，到外边讨米都讨不到，现在过荒年政府给安排生活，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也不是一个苕（荆门方言，傻的意思），我们一定精打细算过日子。”有的代表说：“不怕稀溜溜，只怕断了头”、“粮食少，瓜菜代，掺着吃，政府关心我们这些种田人，这荒年能熬过去”。
代表们的话启发了我，于是决心进一步揭盖子，把粮食形势、困难给群众讲清楚，让干部群众共渡难关。
如何做到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特别是口粮低标准如何办好生活，做到安全度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是当务之急。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群众排忧解难。
11月中下旬，我到曾集公社几个生产队实地考察，发现有几个生产队依靠群众广开门路，生活办得好，干部群众想方设法度荒。这些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收（复收复打）、种（蔬菜）、挖（藕、荸荠）、捞（鱼虾）、打（猎）。有个生产队长说，我们是人人动手，各显身手，每天都有进账，吃饭还能小改善。
曾集的经验使我受到启发，并将他们的做法向县委作了汇报，得到县委的充分肯定，随后在全县推广。曾集公社有点文化的人还把“五个字”编成生产自救行动口号：
全国有灾，统一安排；干群齐心，战胜灾害。指标虽低，实实在在；复收复打，大种蔬菜。捞鱼挖藕，就地取材；荸荠菱角，全收回来。粮菜混吃，外加野味；保证吃饭，无病无灾。劳逸结合，生产愉快。
这段顺口溜，读起来还朗朗上口呢！在曾集不仅为大家指出了门路，而且还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说实在的，工作很紧张，1961年的春节过得并不轻松。
1961年2月2日，我到烟垢公社，就忙着抓反“五风”政策兑现，调查群众生活安排和组织春耕生产。
3日，我在烟垢公社（现沙洋县高阳镇，下同）高阳大队八队和社员一起挑塘泥肥田，一位年纪大的社员对我说：“过去生产没动这么大劲，三年没挑塘泥了，现在搞对了，只要政策好，干部带头，社员没有不干的。”
10日，已是春节前夕，社员们还在忙着积肥，我的房东、农民朋友杨启满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要想大办粮，就要大办肥。”
直到14日（庚子年的腊月三十）我才回到县城，初一放假一天。
正月初二（2月16日）县委书记处就开了一天会，接着又开了县直部委办局负责人会，一连开了四天。
初五（2月19日）上午县委书记处研究了春季生产，讨论后认为，在春旱严重，群众口粮只有20斤稻谷的情况下，既要抓住主要环节，组织好春耕生产，掀起生产高潮，为全年丰收打基础，又要十分注意爱惜民力，不能大办这大办那，更不能瞎指挥，要苦干加巧干，合理安排劳动时间，做到劳逸结合。
下午1时我就出发到烟垢公社了。这里已是繁忙景象，社员们正在忙着田间管理、积肥、选种子、整秧田、种蔬菜。支部书记对我说：“组织生产高潮的经验是——干部带头，搞好定额管理，插红旗，树标兵，开展竞赛活动。”
这些天还是无雨，有的老农建议要早作抗旱准备。
23日，为了早作抗旱准备，我去和平大队（现沙洋县高阳镇刘庙村）三小队，正遇到社员们准备育耐旱作物红薯芽，因为这里过去从不种红薯，他们还不会育红薯芽。于是我向他们介绍了枣阳、光化育红薯芽的经验，他们都听得很认真，照我说的方法去做。第二天烟垢公社召开管理区总支书记、区社工作组长会议，我又在会上介绍了育红薯芽的经验，大家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很新鲜。
为了广辟肥源，全县各个社、队都掀起了积肥高潮。在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春耕生产顺利开展，较好地抓住了主要生产环节。
（下期：在当时来说，浮肿病，还有干瘦病、妇女子宫脱垂病，都是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