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析有以下三个原因。原因一，到1960年秋，这里已连续干旱两年了，是全省的重灾县之一。荆门地处荆山山脉，荆州——襄阳古驿道要冲，是荆州北方之门户，故称荆门。全县多属丘陵岗地，北部和西部有山区和浅山区，东部沿汉江，有少数平原湖区，南部岗地临长湖。全县人口54万，耕地160万亩，荒地240万亩，有山有水，物产丰富。正常年景，是湖北有名的产粮区和卖余粮大县。但这里十分怕旱，因为传统种植大多是春播夏插一季中稻，少数油（菜）稻连作、肥（兰花草）稻连作，没有旱粮，如高粱、玉米、豆类、红薯等，更没有越冬作物小麦、豆类，只有一季秋收的中稻。而全县400万亩土地无一大型水利设施，江、河、湖水也无法被抽到岗（地）到田。水源全靠大大小小的塘、堰蓄水供给，正常降雨则丰收，小旱可应付，旱一年就无法抗拒。可是从1959年一直少雨，严重干旱已经两年了。塘干堰枯，小河断流，很多地方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当然更无水灌溉了。丘陵岗地，草黄禾枯，田野荒芜。绝大多数社、队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只有位于北部山区旱粮地和沿汉江少数平原湖田的农民产粮够吃或够吃有余。

  原因二，“五风”严重。“一平二调”、“共产风”把人心刮散了。特别是浮夸风，生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加上1958年调集劳力大办钢铁，农村劳力紧张，秋收时没有做到细收细打，有些粮食没有收回来。1958年较普遍地征购了过头粮，1959年仍有部分社、队被征购了过头粮。

  原因三，地区两种“大办”都在荆门境内开展，致使这里的人民雪上加霜。在大灾之年，应该休养生息，爱惜民力，然而却要大干快上，更加重了灾情的发展。荆州地区大部是平原，而荆门境内有山，有木炭，有铁矿石，所以荆州地区大办“钢铁”主要集中在荆门。漳河水利工程是国家的重点工程，大办“漳河”也主要集中在荆门境内（漳河水利工程应该办，但在大灾之年应稍缓）。这两种“大办”，荆门不仅要出劳力，而且无形中也加重了荆门的粮食负担。

  以上原因造成全县绝大多数群众缺粮少油、饥荒严重，到处出现浮肿病，处于无力自救的艰辛度日之中。

  总之，荆门沈集饿死人事件是严重干旱、严重“五风”以及各种“大办”造成的，既有天灾，又有人祸，孰轻孰重，这要因地因事而论。但因“五风”而引起的人祸主要来源于指导思想、具体政策上的错误。沈集事件的发生，一股脑儿说成是县和县以下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错误造成的，这不是实事求是，显然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长期在县级领导岗位工作，经历了这些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对此深有体会。

  至此我更加感同身受地理解了来荆门县时，襄阳地委第一书记焦德秀、书记处书记董华生同我们从襄阳地区调往荆门的五位同志的谈话：“荆门是全省旱灾严重的县之一，还发生了沈集饿死人事件，省委决定调一部分干部到荆门工作，我们襄阳地区调你们五位同志去，你们去了以后，要在地、县领导下好好工作。要深入群众，多听群众意见，多想办法，广开门路，带领群众抗灾，同群众一起共度灾荒。你们几位都是在农村、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同志，有这方面的经验，相信你们能干好，我们等你们的好消息。”

  沈集事件发生后，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抗灾救荒，但人民群众仍处在饥荒之中。我来的时候，虽然已是秋收季节，但灾情仍未解除。如何生产自救，如何安全度荒，是摆在全县干部群众面前不可逾越的严峻现实。

  县委带头反特殊化转作风

  1960年10月24日，梅白同志从省开会回来后，召开紧急会议。我接到通知，从子陵公社新生大队点上（县委的点，梅白要我和他一起驻这个点，现东宝区牌楼镇新生村）背上自带的背包步行回到了县城。下午开书记办公会，汇报生活安排和秋播情况，晚上梅白传达了上级关于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保证安全度荒的精神。

  10月25日，书记办公会又开了一天，会上议到了干部作风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不相信群众，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愈演愈烈。晚上，书记处同志参加党群机关干部大会，会上揭发了很多特殊化现象，以及工作上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电话多的惊人事实。这个会，大家深受警示。

  （下期：究竟县委领导的特殊化表现在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