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新民大队（现沙洋县沈集镇乐山村）就死亡98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7.5%，新民大队6小队死亡22人，占该小队总人口的22%。沈集全公社有46个大队，13个余粮大队卖余粮70万斤，8个足粮大队，25个缺粮大队，缺粮110万斤。1959年粮食实际产量2600万斤，向县委报4100万斤。1月12日拨粮70万斤，但未用到缺粮队，公社研究分配粮食时，而是用到了工矿企业、开荒专班、公社集体单位。1月16日，县委突然接到反映，43个小队没米下锅了，这才暴露饿死人事件。

  2013年11月，我再次整理这篇回忆录时，为了慎重起见，专门派人与当时的见证人刘声玉、方明、许茂斌等同志座谈，了解当时的情况，反映真实的历史。

  时任盐池公社书记（现属东宝区石桥驿镇）的方明同志回忆：县里开公社书记碰头会，主要议题就是督促征购粮食，在极左路线、高压政策下，都不敢说实情，务实一点的采取拖和瞒的对策。沈集公社书记周秀卿工作积极，只想把工作做在前面。难道县委一点就没发现问题吗？实际上县委也意识到了征购任务过大。

  在一次会议上后，县长鲍溥汉专门留下公社书记们来开个小会，他叫公社书记们回去做好工作（指动员卖粮），并问到底能不能完成任务（指卖粮任务）？有什么困难没有？实际上给公社书记们台阶下，其他公社书记都说回去尽量做好工作，只有周秀卿说没什么问题，没勇气承认完不成，这也是导致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方明同志又回忆道：“我于1960年5月30日离开盐池公社，6月初到后港公社（现沙洋县后港镇）任书记，20多天还不到一个月我就得了浮肿病、伤寒，不能坚持工作，被送到荆州地区医院住院治疗，到9月才出院。我虽然是公社书记，但也得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树叶、树皮、野山果子、芝麻饼（指芝麻榨过油后形似饼子的残渣废料），人瘦得已经走了形。看了赵书记的回忆录（指征求意见稿）中唐玉金等同志得了浮肿病的情况，的确如此。”

  沈集饿死人事件，上级领导在震惊之余，迅速做出反应，除立即拨粮救灾抢救病人外，还严加追责。周秀卿同志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于5月10日开会期间投河自杀不幸离世。管理区（乡）党委书记中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

  上级部门还判断，荆门干部作风出了大问题，派来了一大批干部，仅1960年12月煤炭部就来了六七十人。从1960年4月至10月，时任县委第一书记和书记处四个书记先后被免职或调整工作。全县12个公社书记中，有10人被撤换或降级，市直部办委局主要负责人也几乎换光。公社、管理区干部见此局面，思想紧张，惶惶不安，人人自危。沈集事件，可谓影响之大，教训深刻，发人深思。同时我想，上级调这么多县委书记处书记、公社书记及其他干部来荆门解决灾荒问题，真是有难言之隐，可谓用心良苦呀!

  那几天，我一边在沈集召开公社、管理区干部座谈会，一边找同志们个别交谈，随后到前锋（现沙洋县沈集镇前锋村）、新民、民主（现沙洋县曾集镇民主村）三个大队，同大队、小队干部、党员、三种人（贫农、下中农、中农）进行集体座谈或个别交谈。每天利用在农村食堂进餐和田间劳动的间隙，访问请教农民。所到之处，他们都讲得非常实在、公道、理智，使我从中受到启示，受益匪浅。

  在荆门开三级干部会议时，田怀德、杨运宝等同志向我介绍了荆门的一些情况，我自己还粗阅了荆门近期的文件和《县志》里有关疆域、沿革、水旱灾等部分内容。在此基础上，我反复思考全省全国都有灾，荆门的灾情为什么这么严重？“五风”处处有，荆门为什么出了“沈集饿死人事件”？

  （下期：沈集饿死人事件是严重干旱、严重“五风”以及各种“大办”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