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民国”有一种异样的情感。字面上，民国不是帝国，亲和平易；时序上，民国紧靠“当代”，近如隔邻；跨度上，民国倏忽三十八年（相当于隋朝的寿命），逝若流星。

因为“民国”，我关注到这本《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下称《传奇》）；因为民国商界大佬卢作孚的两瓶安眠药的故事，我一口气扫完了整本书；因为有刘湘、黄炎培、何北衡等民国闻人的侧影闪晃，闲来静里我把《传奇》翻读再三。关于民国，小叙述更传奇，微历史更真切。

本书作者郑碧贤，是郑献徵的幺女。2006年初，旅居法国的郑碧贤收到家人从美国送来的郑献徵的遗物——一个装满三台县故事的日记本。这本日记，开启了她通往父亲那陌生世界的大门，也成了《传奇》的源起。日记本里记录了郑献徵任三台县县长期间，率众全面整修永和堰的经历。当后来突然调离三台后，郑献徵在日记中写道：手持三台父老乡亲相送的万民伞，特别遗憾的是没有给“郑泽堰”修一个防洪闸，就调任了。

2006年，郑碧贤第一次踏上三台县的土地，本是为了“重温父亲往日的激情，更急切地盼望着一睹那条以父亲之姓命名的郑泽堰风采”。然而，当年让父亲骄傲的“郑泽堰”在经历多年风雨，特别是1998年洪灾肆虐之后，进水口严重损坏，已处于半荒废状态。这次三台之行，郑碧贤认识了三台县原水管所所长李永双老先生，李老先生给她一份老旧的报告，详述了郑泽堰的历史、修堰过程、渠系分布、费用、几次洪水给百姓造成的困苦以及百姓对修防洪闸多年的企盼……字字句句都在呼吁要修防洪闸，充满了诉求无门的无奈。

这封信一直让郑碧贤心里沉甸甸的。她首先把永和堰的情况向省水利厅反映，并请舒乙先生上书政协提案呼吁保护古堰，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郑碧贤通过多方奔走，让越来越多的人转变了态度，使她“感到有种力在聚合”。2009年2月，水利部部长陈雷约见了郑碧贤并作了具体批示。同年冬，在郑碧贤的不懈努力下，四川省、绵阳市及三台县相关部门共同配合，经国家有关部委批准，总投资1567万元的永和堰总干渠16千米灾后重建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1800万元的取水枢纽治理项目同时开建。2010年3月6日，防洪闸工程竣工通水。8月13日，四川连降暴雨，涪江怒涨，房屋坍塌，到处有惨不忍睹的庄稼地……但防洪闸安然无恙，三台县百姓安然无恙！

如同齐邦媛的《巨流河》，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以父女两代人的故事展现民国以来的百年沧桑。郑碧贤在为父亲招魂的血泪文字里，也穿插了自己跌宕起伏、坎坷崎岖的人生经历，父女两人用自己的生命演奏合成了一曲令人感慨唏嘘的二声部合唱。就像《巨流河》不是在写河一样，这本书的重点不在写修建堰渠，而在写历史，写现实，写人的精神世界和性格，如果说《巨流河》“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本书还可以加一条——“如此浓烈”。

郑献徵，本书的主人公，生于晚清，盛于民国，飘零于共和。年轻时追求民主科学，投身国民革命；盛年时做过四川省建设厅的官员，当过县长、市长、省水利局长。作为川北穷县三台县的县长，他在任上两年半，却做成了几件大事：兴修水利工程“郑泽堰” (此堰后与金镯堰合并更名为“永和堰”)，将乾隆二十六年以来，屡建屡废的工程圆满完成并泽被一方；训练乡民参加中国远征军，英勇抗战；支持拦截日军飞机的军用机场；安置抗战中内迁的东北大学……共和国时期，“国民党官僚”郑献徵拒绝思想改造、拒绝承认自己对人民有罪，被判入狱七年。多次自杀未遂。刑满释放后，在四川省文史馆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郁郁而终。

热血青年、民国官员、人民公敌、文史馆员，郑献徵的一生，阶段性的烙印平常也非常、自然也陡然，那是因为历史的质押；作为民国官员，郑献徵是“治事之官”，贵为一县之长的他变卖家产补贴修整渠堰，“劝人民多种粮食，万众一心，自救救国。”郑献徵书写了一段段为官传奇，留下了一道道治事痕迹。半个多世纪过去，三台县的乡民们还在念叨 “县长是忠良”，那可算是历史的质证？

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也质押了人民。民国并未远去，“时局”犹在眼前。在腐朽颟顸的民国体制下，郑献徵们犹如秃山上的几株绿苗，病树上的几条青桠，在历史的质押质证质问中坚挺着，彰显出了传统士人的风骨节操。历史有历史的逻辑，传统政治体制也有其合理积极的一面。当我们在不断革命之后成为新的历史的人质时，民国县长的传奇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病树前头未必万木皆春。

贝内德托·克罗齐之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的是历史容易因为“需要”而被妆蔽，会因刻意的妆蔽而被忽略淡忘。然人心之外，时间从来不紧不慢、不疾不徐，万物在时间面前终归各就各位。当人与环境发生关联互动，酿就一段段因缘时，人便创造了历史；当历史成为了历史，历史也就完成了“被创造”，不再为人所操控；当历史成为了历史，人便不能改变历史的任意一段，只能被这一段历史所影响、所左右、所控制，所以萨特说，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