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存在于各种艺术形态中，指那种纯粹、精致、美，并直抵本真的艺术特质。传统花鼓戏《双玉蝉》是一部追寻祖先诗意的经典戏剧！

  一

  《双玉蝉》的艺术特点完全是东方式的，也完全是中国式的。中国戏剧美学与中国诗、中国画的美学一脉相承，体现着“大巧若拙”、“大朴至简”的审美精神——写意的诗意。

  从舞美上看，《双玉蝉》可谓至简至朴。大量的留白，像中国的古诗词和绘画，为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在第一场《惊蝉》中，“一台绣衣架”、“两张太师椅”，就构画出“曹芳儿的绣房”和“曹观澜的堂屋”两个空间。并以人的行动将两个空间进行了勾连。芳儿由绣房进入堂屋时，春风摆柳的碎步、轻盈婀娜的体态表现出少女怀春的情致。以情画物，构画出曹府曲径通幽、勾栏回环的建筑格局。舞台主体的两扇雕花大门，极尽写意与夸张，展现出一个高大、庄严的诗意空间，与李白“燕山雪花大如席”似的中国式写意异曲同工。而这种写意和夸张与发生在这一空间的逼婚故事关联，成为剧情情绪的环境表达。第二场《诉蝉》的景只有一角门前的石雕。也就是这极简的一个景却准确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场地，以及大户人家的气派。此景只在舞台右侧一角，大片的场地留给了故事与人物。第四场《留蝉》的景也只有一尊香炉居于台中，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一座庙宇。隐隐的火光衬托出庙外旷野的风雪寒冷，又反衬出芳儿与梦霞相依为命般的苦寒中的温暖。第五场《赠蝉》是出喜庆欢快的戏。碧云探望潜心攻读的梦霞，两情相悦，赠蝉以定终身。故事发生在梦霞寄居的书房，舞美以纱幕将舞台隔为前后两个空间。窗外翠竹隐隐，风荷田田；屋内一桌一椅一凳。窗外热烈的夏日风物与屋内热烈的少年爱情相映成趣，互为呼应。

  一根马鞭象征千军万马，一把折扇映照喜怒哀乐。——这种从具象到抽象的高度提炼与升华，就是中国戏剧独特的诗意与审美。舞美如此，唱词与表演也如此，大量的留白与含蓄体现着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追求与境界。

  二

  形式上，中国传统戏剧注重写意的诗意，而主题上，中国传统戏剧始终注重人性的教化、对生命的悲悯和人性光芒的赞美。具体说来，苦情戏与大团圆结尾是这种审美选择的一种良好的阐释方式。

  古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应对自然的能力有限，所以他们对生命的悲剧性体会深刻。一次远离，往往可能就是永诀，所以折柳赠诗、长亭相送；一次天灾，往往就成玉碎，所以有孤舟嫠妇之泣，月下鰥夫之痛。

  ——产生“四面楚歌”的楚人对生命悲苦的体验更为深刻，因此，在《双玉蝉》这部湖北地方戏曲中得到了更为鲜明的张扬。

  梦霞失祜是悲情；芳儿失幸是悲情。而最后一场《殒蝉》，在一派欢快的喜剧背景下，芳儿用十八年青春为代价，赌来的只是一块“孝义贤德”的匾牌，女主角的悲剧性被推向了高潮。这颇有些《红楼梦》中，在宝钗与宝玉的婚礼中，黛玉焚诗离世的悲剧效果，痛彻心扉。楚人对悲剧好像有独特的体验，楚地的许多剧种如“楚剧”、“花鼓戏”中，那种近于哭调的唱腔更把悲剧表现得淋漓尽致。《双玉蝉》就是一部典型的苦情戏。

  道义的弘扬是传统戏的另一特点。悲剧中的“大义”更震撼人心。在《双玉蝉》中，芳儿反抗过、犹豫过、妥协过、向往过。尽管有三婶这一前车之鉴，当面对幼小的梦霞时，她还是勇敢地在自觉与无奈中，用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担负起了责任，抚养梦霞成长。——这是她的良知所在，也是一诺千金的朴素人性！血淋淋的奉献带着的批判精神，将悲剧展现得更有力量。当芳儿发现梦霞与碧云的情感后，她毅然以自己“一个人的悲剧”阻止了另一场悲剧的发生。真正来说是两场悲剧：自己与梦霞、梦霞与碧云。如果说这是芳儿的冷静，但孰不知这理性里藏匿着多少碎成一地的希望和幸福！与后现代的“全民娱乐”精神相比，我们在传统花鼓戏《双玉蝉》中看到了诸如“崇高”、“牺牲”、“奉献”这些被千百年来为中国传统史家和道统所举过头顶的词语。在此，我们又看到了中国传统中的那些美德。

  三

  白先勇打造了青春版的《牡丹亭》，荆门市艺术剧院打造了青春版的《双玉蝉》。其实他们都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不继承会丢失这一中华艺术的瑰宝，但继承中，这种艺术却真正没有了繁荣时的社会背景与审美需求；创新了人们会说这不是花鼓戏，不创新又真正没有了现代审美元素。在这种两难中，艺术家们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探索。的确，《双玉蝉》融入了很多现代元素，是一部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戏。

  首先，表演者对人物的演绎，程式中不乏现代审美。荆门市艺术剧院打造的这台戏，演员阵容很壮观：主角曹芳儿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曾菊扮演。走过了《荷花洲头》中的荷花、《十二月等郎》中的苗子的心路历程后，曾菊对曹芳儿的形象及内在心理把握得十分准确，表演从容优雅，大开大合，以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诠释了传统文化的诗意与审美。她的唱腔并非典型的“花鼓腔”，传统的音韵中融入着现代音乐的味道。宋先琴扮演的曹观澜身段潇洒，声腔沧桑，这一对比，角色的特色顿时十分鲜明，让人清晰地记住了这个人物。焦玉龙是个青年演员，可能这是他第一次在大戏中扮演角色。他扮演三叔，扮相俊美灵动，很有传统的审美意趣，将时尚元素带入到了传统古典戏中。在此剧中，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蔡建庭、“文华表演奖”获得者罗涛、沈太公扮演者王塑彦都有出色的表现，共同撑起了这台大戏。

  其次，是现代戏剧表现手法的运用。原剧中的结尾是芳儿成全梦霞与碧云二人的感情后剧终。幕后一曲伴唱，歌颂芳儿的大义，将感情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也是点明主题，完成“文以载道”的诉求，是传统模式。而新版的剧情，改成了芳儿交还定情之物玉蝉后，一个人拖着皇帝赐予的“孝义贤德”的匾牌，说“我后半生的幸福，我们走吧！”此时，舞台切光，一片黑暗，只有一束光打在芳儿与那块匾牌上，极具现代性，让一部普通的苦情戏有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