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历史回顾

南京保卫战在战略上的得失

      作者：王洪光

       南京作为抗日战争时中国的首都，在1937年12月13日失陷，随后30万中国军民惨遭日军屠杀。这些惨痛的记忆，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中具有特殊的、标志性的意义。有必要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探讨南京保卫战的得失，保持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应有的警惕。

　　南京守是守不住的

　　南京的攻防，离不开所处的军事地理环境。长江在安庆、芜湖段由向东流转为向北流，古时这一段称“横江”，江右为江东，江左为江西。长江流至南京城北，在这里一个大转弯成120度角，向东南流去。在这好似臂弯的钝角中，坐落着南京城。所以南京城一大面背水(西北、北、东北是长江)，三小面开放(东、西各一部，南面全部)。

　　历史上南京攻防作战，防守成功的极少，进攻成功的极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层也看到了这点。李宗仁战前说：“在战术上，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包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认为，“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敌可用海军封锁南京，从陆上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处于立体包围下，守是守不住的”。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1937年11月，淞沪战场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取得淞沪战场胜利后，发现中国军队无序溃退，中国首都南京就在眼前，于是不待大本营命令立即进军南京。日军这一行动，使其侵华主攻方向开始按蒋介石的战前谋划由北向南转至由东向西，即自上海至南京沿长江溯攻上来。战前国民政府沿此线建设的各道防御地带应该能发挥作用了吧？可实际情况是，中国方面有一定准备，但很不充分，防御设施战时基本没有发挥关键作用。

　　其原因是，上层决心不大，基层不抓落实。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前把沿长江一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后，即在国防部下成立了首都防御建设委员会，委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京沪战区司令张治中负责，下设设计、工程建设等机构，勘察了从上海到南京和南京郊区地形，制定了建设规划。参谋本部早在1932年12月成立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在南京以东、东南和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建筑和整修“国防工事”。南京保卫战之前，首都卫戍军司令唐生智又亲自视察了其中一些主要阵地。在上海、南京之间构建了吴(县)福(山)线和(无)锡澄(山，即江阴)线两条“战略防线”，构成南京接近地战役防御地带。然而规划虽然很好，但没有充分落实。有的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没有动工；有的正在修筑中，甚至枪炮声临近了，民工还在干活；有的建完了，具体位置和质量不符合战术要求，等于白建；有的把工事钥匙交给当地的保长保管，战事临近保长带着钥匙跑了。部队要么找不到应进驻的阵地，要么进驻不了工事，要么工事要重新改造。所有这些战前设施，除了明城墙阵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外，其余等于没有。

　　在兵力部署上，蒋介石也没有把淞沪战场和南京战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没有及早向沪京沿线调集足够兵力形成有一定纵深的战略战役防御布势。淞沪会战已经开打，南京城防只有6万余人，而且大部分是地方部队和杂牌部队，只有桂永清的3万教导总队(其一部也参加了淞沪会战)相对完整。桂部后来在保卫战中打得比较好，损失相对较小，与始终驻守原地、严阵以待、以逸待劳有很大关系。淞沪会战后期，防卫南京的有15个师、11万余人，但从淞沪战场换防下来的部队损失很大，本应经休整补充才有足够战斗力重战，但已经没有时间了。

　　蒋介石早就把上海—南京—武汉长江沿线作为主要防御方向，而今日军正按照蒋的设想在行动。这在战略上是多大的成功，多大的主动！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至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反而在战役战术上行动晚，动作慢，处处被动，受制于人。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日本犯的错误比中国多

　　日本军部势力是军国主义生存和发展的主体，军队统帅权在天皇，内阁下属五相，其中陆相(另设陆军参谋本部)和海相(另设海军军令部)独立于政府之外，可不经内阁直接上奏天皇；陆相、海相由军人担任。于是，军部成为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势力。而陆军和海军也经常不一致，陆军要“北进”(进攻苏联)，海军要“南进”(进攻美英)，在进攻中国的主要方向上，陆军力主华北，海军力主华东(上海)，很难形成统一决心。日本政府、陆军、海军的不同意见都需要天皇“裁决”，而天皇本人并没有决策辅助机构。再加上战略方向指挥官往往不经请示擅自行动，往往造成战略全局的被动。这些都是日本战略经常出错的深层原因。

　　日本全面侵华10个月后的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毛泽东总结了日军10个月的作战情况，指出了日军在战略上有五个方面出错。一是逐渐增加兵力，二是没有主攻方向，三是没有战略协同，四是失去战略时机，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就南京保卫战来说，这五个方面都有体现。比如，为了拿下淞沪继而续攻南京，日本大本营于1937年10月初开始把上海方向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用“添油”的方式逐步增兵，先是4个师团10万余人；拿不下来又把华北主要方向部队中的3个师团调入上海派遣军，达20万人；还拿不下来又增加第10军3个师团，再从华北抽调1个师团，最后增加到近30万人。不仅把本土的战略预备队调上来，把驻朝鲜、台湾的军队调上来，不得已还把华北部队大批转用过来，终于把次要方向打成了主要方向，华北的主要方向降到了次要方向，完全违背了战前制定的以华北为主要方向，在山东半岛、长江口、广州三点以部分兵力牵制性进攻，配合主要方向上行动的战略布局。战略协同上，在进行淞沪—南京保卫战时，北线日军不能以有力的进攻行动，在豫北、鲁中一线牵制中国军队，让中国军队统帅部集中精力、兵力、物力于华东方向。打完南京保卫战需乘胜进行战略追击、扩大战果时，由于提前使用了战略预备队，而没有了“战略追击队”。战役协同上也有问题，从抗战初期四大会战来看，淞沪、太原、徐州守军都是在日军即将形成合围，可能遭围歼时，及时撤出包围圈，没有出现德军在欧洲和苏联战场上动辄包围消灭十几万、几十万守军的情况。

　　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上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失误和错误，如战役行动不能很好贯彻战略方针，把一些会战作为战略性决战来打；如实行“内线固守，分兵把口”的专守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固守阵地，坚守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不注重在防御中采取攻势行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如疏于战前的战场建设和战略区的经营，增大了战时的伤亡，等等。但是日本与中国比起来，错误犯得更多，也更具根本性。比如，轻视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抗日决心，以为如同拿下东北和华北北部一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结果越打越需增兵，越打越感吃力，没有达到战略企图；定力差，把持不住战略主攻方向，把由北(华北)向南(华中)打的主攻方向打成了由东(华东)向西(华中)，在不利的地形上沿长江溯攻武汉，消耗大，效果差，等等。

　　可以这么说，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战略退却阶段)，中日两国两军在比谁犯的错误少，犯的错误层次低，犯的错误影响面小。这方面，日本大本营做得比中国统帅部更差。因此，日本在战略上的失败是注定的。随后，战略相持阶段如期而至。

　　犹豫不决造成重大伤亡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召开33次应急商讨会议。中共代表也参加了部分会议，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抗战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中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避免与敌决战”，“逐次抵抗，逐次退却”，“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始终保持我之战斗力”，“以掩护我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的抗战基础”。这一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如始终坚持不动摇，假以时日，中日战略力量敌消我长，当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时，胜利终会到来。

　　按照上述战略总方针，“以长江作为主要战略防御方向”，那么中国军队在淞沪、南京战场的作战，与在华北战场的作战性质都一样，都是换取“时间”的“空间”，只能“逐次抵抗，逐次退却”，而不能严防死守，与敌死拼。在如此清晰的思路和明朗的战局面前，蒋介石和军委会高层在是否坚守南京的问题上却举棋不定，决断犹豫，严重影响了南京的防守和守军的撤退，造成重大伤亡。

　　蒋介石在战前研究保卫南京的第三次会议上，力排众议，采取了唐生智的建议，为维护大国形象，做出短暂坚守的决定。这一决策在政治上讲是正确的，关键是坚守的时间，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来决定。可惜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要军队坚守一两个月，这显然是做不到的。日军打赢淞沪会战，士气旺盛，军力甚锐，不待国内大本营正式命令，不停顿地主动进攻南京。而南京守军大部分是从淞沪战场上先后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休整补充；少部分是从战略纵深调上来的军队(如川军)，立足未稳；防御工事大部分尚未完工，怎么可能坚守一两个月呢？蒋介石对政治仗和军事仗没有分清，把政治仗当做军事仗来打，严重背离了正确的战略总方针。当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时，又从保存力量出发，不问具体情况，立即下令撤退。也不知是因为害怕担责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又不做明确指示，仅让口头转告。在不得不直接下令时，仍含糊其辞，说“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择机撤退”。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唐生智“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统帅心存犹豫，徘徊在撤与守之间，对守城指挥官和部队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是主动请战，临危受命。他在担任闲职(训练总监)几年后，淞沪会战后期南京即将成为下一个战略防御要地时，才以军法执行总监身份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他所指挥的部队，几乎都不是他的旧部，在国民党军内宗派、山头林立的情况下，他能否指挥得动都是问题。当然，唐生智对“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总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企图也是明确的。他明确“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可是他的战役指导与战略方针严重脱节。如果按照蒋介石打政治仗为主、军事仗为辅的要求“短期固守”，在南京只要坚守几天、十几天，做出大国姿态，就应步步防守、步步后撤，最终有序撤离，放弃南京。但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唐没有预先做出撤离南京的完整计划和相关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组织必需的交通、工程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更没有在战前进一步疏散人口(南京人口约103万，战前还有50余万)，坚壁清野，清理通道，准备战场的工作。这也是造成保卫战失败后，大量军民拥堵在江边，遭日军俘获和屠杀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中的军事谋略运用

作者：柴宇球

        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日益加剧，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抗战中，中国军民上演了一幕幕高超的谋略活剧，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

        用众——上下同欲、谋力于民、谋民于战

　　战争是谋略、政治、国力、军力和民力的总体较量。

　　面对贪婪、凶恶、疯狂、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如何战胜之？

　　《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上下同欲，义战必胜。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作为上个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核心政治力量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计前嫌、二次携手、一致对外、共赴国难，率领中国人民上下同心、戮力御敌，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殊死决战。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并成为这条战线的最先发起者、有力组织者和可靠领导者。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抗战中，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适时运用“又联合又斗争”的谋略，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和鼓励，对其坚决反共反人民的方面加以斗争和孤立，以斗争求团结。在斗争中，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每一具体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后发制人，斗则必胜，适可而止，处处以民族大义为重，极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直到抗战胜利。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路线，是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还是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较大分歧。蒋介石只将政府和军队作为抗日的依靠力量，并将希望寄托于通过拼命抵抗争取英美等国出面干预，争取早期停战。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强调，“如是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虽然在“唤起民众”这个原则上有一些进步，但并没有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作战地域日益扩大，参战部队日益增多，但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发动起来。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对力量根源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谋略思考。他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发动民众实行人民战争。他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在抗战中，共产党通过团结国民党实力派和国民党内部要求抗日的地方实力派壮大抗日力量。驻防西北的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西北军、老牌军阀阎锡山等被有效地团结于抗日统一战线之中。同时，共产党通过在敌后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广大群众抗战到底的热情。

　　运筹——审时度势、谋势造势、巧于乘势

　　在抗日战争的历程中，合理地分析敌我双方优劣，预测战争进程，描绘战争发展的基本轮廓，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依据，是自觉地把握战争全局的重要前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攻占了平津地区，并分别向华北、上海大举进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威胁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就范，实现其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图谋。但发动战争规模的大小、时间的长短、攻城略地的强度和战争发动者国力的消耗是成正比的。日军为求速胜，每战必出重兵，每夺一地必用重力，每占一城必重杀戮，这样就必然加倍消耗其军力国力，必定加速其失败的进程。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与会，并向会议提交《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经过研究和讨论，会议认为抗战应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要经过三个阶段，并具体论述了各个阶段敌我双方力量消长的可能性以及我应采取的战略战术，清晰而完整地描绘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大致进程和轮廓，极大地增强了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对引导抗击日寇起着重要作用。

　　善谋者谋势，不善谋者谋子，谋势重于谋子，谋势为上，谋子为下。造势谋略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劣势装备的弱小的我军，能占据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环境，能使自己的力量增殖，能在战略防御的不利态势中创造有利的态势，并最终在战略上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彻底歼灭敌人。国共两党的战争指导者们从实际出发，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特点，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战略战役态势，以“持久作战”的总方针对抗日寇“速决战”，造“先为不可胜之势”；运用优胜劣败规律，造战役战斗我强敌弱之势；着眼整体效益，造全局协调之势。在具体的战争指导上，成功地谋划了陷敌于中国民众的“民势”，陷敌于全局被动的“位势”，占据战场有利地形的“地势”等。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被迫放弃速战速决的方针，停止战略进攻，改取战略持久作战，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对正面战场实施局部有限攻势，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主，而以打击和削弱中国军队的“反消耗战”为主；积极扶植伪政权，巩固占领地区的统治，大力扫荡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部队，并实行经济掠夺政策。针对日本“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图谋，中国军队以“面势”制约敌之“点线势”，扩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如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山西为主的敌后战场。

　　同时，中国军队以我之“联网势”破坏敌之“联网势”。1938年11月下旬，国民党统帅部在湖南衡山的南岳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的军事会议，要求“对敌主动发动有限度的攻势或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正面战场先后发起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南宁会战、中条山会战等战役。敌后战场以华北、华中为一体主战场，华南和东北敌后战场为两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伪军。特别是从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军开展了105个团参战的“百团大战”，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击破日军“囚笼政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政府巧于“乘势”，积极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从此，已坚持多年、并已进入战略相持的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有了盟军并肩战斗，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善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巧妙配合

　　抗战之初，经过国共两党郑重磋商取得共识和谅解，确定战略分工与战略部署：国民党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八路军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并且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在长期的抗战进程中，中国军队逐渐实行了正面战场的内线持久防御作战和敌后战场的外线速决进攻作战，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基本作战样式，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从而陷敌于两面作战、腹背受击的被动局面。据日方资料，日军在1938年10月之前和1944年4月之后期间，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较多；中间的5年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较多。因此，两个战场巧妙配合，同时牵制了大量敌军兵力。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较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22次会战，“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线从华北、华东一直移至华南和西南，后撤几千公里，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分散了敌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决战”企图。同时，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使其迂回敌后，灵活出击，力求使战场态势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完成在敌后战场的战略展开。

　　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隔甚远。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干的敌后抗日部队在敌人的深远后方，紧紧依靠民众，注重扬长避短，以长击短，对日军发动猛烈的游击战争。你打你的正规战，我打我的游击战；你打你的步步为营，我打我的诱敌深入；你打你的分进合击，我打我的各个击破；你打你的扫荡战、围剿战，我打我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始终牢牢把握战场的主动权。8年间共进行大小战斗125165次，粉碎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任务。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白崇禧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70年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是，战后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矢口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罪行，竭力美化军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安倍政权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案，架空了和平宪法，打通了海外参战道路，意味着日本放弃了战后“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将给未来日本走向、亚洲安全格局乃至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带来巨大的冲击，值得亚洲各国乃至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高度警惕。我们应做到安不忘战、先戒为宝、止戈为武，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游击战为何能撑起抗战“半壁江山”

       作者:贺新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在人类战争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在于它推动了机械化军事革命走向高潮，而且在于它促成了游击战的大发展。与历史上的游击战相比，二战期间的游击战具有许多新特点。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是游击战发展创新的集大成者，其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达到了游击战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军事理论家指出，毛泽东“论述的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战略书籍都丰富。他那富有想像力的叙述，是举世罕见的。在20世纪出现的各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

　　机械化战争提升游击战地位

　　作为一种以攻击敌军后方为主的特殊作战样式，游击战在二战中的大发展与机械化战争有着密切关系。机械化战争是一种作用范围很广的战争形态，这恰好有利于发挥游击战的特点。二战期间，仅被法西斯军队全部和部分占领的欧、亚、非国家就有30多个，占领区总面积约850万平方公里。如此巨大的战场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占领军的兵力因此极大分散，游击战也因而拥有了避实就虚、充分发挥其机动灵活特点的广阔空间。

　　此外，机械化战争强化了后方与前方、作战与后勤的关系，使军队对后方交通线、通信保障和各种物资需求的依赖达到须臾不可或缺的程度。由于战争的机械化程度提高，军队的物资需求急剧增长。据统计，一战时每个士兵日均消耗物资6公斤，二战时达到20公斤，是一战时的3.3倍。美军在二战中消耗弹药696万吨，是一战时的7倍，苏军消耗弹药1000万吨，是一战时（沙俄军队）弹药消耗量的10倍。机械化武器装备的大量出现，还带来了诸如油料等许多新的物资需求。战争期间，苏军1个机械化军的耗油量就相当于一战时整个沙俄陆军耗油量的总和。这些由机械化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和需求种类，不可能通过“现地征集”的方式来解决，必须依靠后方来提供。由此而来的交通运输等一系列后方支援保障问题，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也为游击战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大大提高了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游击战攻击敌人的后方，成为机械化战争中的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其重要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战争期间，凡是被德、日、意占领的国家和地区都爆发了游击战，苏、美、英等国也都不遗余力地组织和支援各国的游击战。据统计，二战期间的游击战覆盖了德、日、意占领的广阔空间，几十个国家的数亿人民投身于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其中仅南斯拉夫、波兰、希腊、阿尔巴尼亚、捷克、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苏联，共有不下300万人直接参加游击战。而在中国，仅中共领导的游击武装就有约100万八路军、新四军，以及200万民兵。如果加上其他未统计的国家，二战期间参加游击战的人数应当在千万以上。这种普遍开展的游击战规模之大、覆盖范围之广，是世界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

　　游击战通常以各种小型、分散和随机性的袭击战斗为主要作战方法，但在二战中，除了大量分散实施的小型游击战斗之外，还出现了各地游击武装在统一计划下的联合作战，从而将分散孤立、各自为战的游击战斗发展为步调一致的游击战役。

　　1943年8月3日至9月5日，在苏联“游击运动总司令部”的统一部署下，活动于德军占领区的167支游击队约10万人，实施了代号“铁道战”的大规模游击战役。此次战役在正面1000公里、纵深从两军对峙的战线直到苏联西部边界的广阔地域内同时展开，目的是通过集中进行的大规模铁路破击，瘫痪德军的供给、后送，支援苏军的库尔斯克战役。同年9月19日至10月末，苏联又组织193支游击队计12万人，在正面约900公里、纵深400多公里的德军后方发动了大规模破坏铁路的“音乐会”战役。

　　与欧洲的游击战相比，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役不仅次数多、规模大，而且创造了游击战中的经典战役——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夜，在八路军总部的周密部署下，位于日军后方华北各省的八路军和民兵游击队同时行动，对所在地区的日军守备部队和铁路、公路、煤矿发起全面袭击。此次游击战役自1940年8月20日起至1941年1月24日结束，持续时间长达5个月，参战八路军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大量的民兵游击队协助作战。

　　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

　　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对游击战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总体看仍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几乎所有论述谈论的都是游击战而非游击战争，都将游击战看成是正规战的辅助手段，都是在如何更好地配合正规军作战的战术框架里去谈论游击战的作用。这种将游击战定位在战术性从属地位的认识，实际上低估了游击战的能量，限制了游击战作用的充分发挥。而毛泽东则摆脱了这种局限性，他的论述中通常使用的是游击战争的大概念。从游击战到游击战争的一字之差，包含着毛泽东对传统游击战思想的重大发展，反映出他所思考的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击战，而是战略层面的更为宏大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可以是一种辅助配合的战术手段，也可以是一种独立发挥作用的战略行为，在被占地区不大或战争时间较短的国家，游击战争通常表现为战术战役上的配合作用，但在幅员广大的国家里实施的持久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其作用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于是，这种大规模的持久游击战争就“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就从战术范围跑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家将游击战称为“民众之战”。毛泽东继承了前人的认识，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充分认识和肯定人民群众的主导作用，是毛泽东游击战争乃至其整个军事思想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游刃有余、成就卓著，而国民党尽管也意识到游击战争的价值，但却有心无力、乏善可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对人民群众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差距。

　　在如何组织游击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超越前人的思想认识。首先，他严厉批评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轻视民众组织动员的倾向，反复强调说，游击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而“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其次，毛泽东批评了国民党在组织动员民众时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仅从狭隘的军事角度去动员和组织民众是不够的，现代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因此，组织和动员民众也必须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其三，以持续不断的组织动员来支持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是毛泽东在组织游击战争问题上的又一深邃见解。毛泽东认为，在强敌入侵的时候，动员和组织民众比较容易，因为这种动员在很大程度上“是敌人给我们做的”，但是，能不能在艰难困苦的长期战争中，始终保持人民群众的昂扬斗志和广泛参与，则是更加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极具远见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动员才能发挥出持久强韧的力量，中国的游击战争才能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效果最显著的典范。

　　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面，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以往游击战理论的内容，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观点，构建起更加丰富、完整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体系。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崇尚深沟高垒、层层设防的“堂堂之阵”，期望以死打硬拼的战法来抗击日军。针对这种简单机械的战略战术倾向，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以弱敌强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绝对不能按照有利于强敌的战略战术规则行事，必须“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呆板的战法”，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要以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能动性为原则，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创造性地理解和处理一切战略战术问题。在游击战争的力量运用上，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在整体上是分散的，但在执行具体的作战任务时，“仍须集中大力，打敌小部”，要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集中和机动兵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敌人后方建立能够持久坚持的游击战争根据地，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的又一独到之处。毛泽东指出，虽然游击战争孤悬敌后，脱离国家的总后方，但是，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必须彻底克服以往游击战争中普遍存在的“流寇主义”，在敌人后方建立各种形式的根据地，以此来建立游击战争自己的后方，支持游击战争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中国游击战争的三大特点

　　在毛泽东全面、系统、充满创意的游击战争理论指导下，中国亿万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游击战争，迸发出极大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在二战期间普遍存在的游击战中，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堪称世界之最。

　　一、开展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是第一个武装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最早发动游击战争的国家。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持续了整整14年，比欧洲的游击战早了8年，比亚洲其他地区早了10年。

　　二、规模最宏大，空间最广阔。二战期间，世界各国被占领地区有上亿人民群众参加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其中游击战发展充分的欧洲各国有总计超过300万人直接参加游击武装。而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由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上百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并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控制了1.6亿人口和1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完整意义上的敌后战场。

　　三、水平最高，能量最大，战略作用最突出。二战期间的游击战遍及世界各地，但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有中国抗日游击战争那么大的能量和战略作用。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从一开始就立意宏大：要在日军后方独立自主地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造就一个持久稳定、规模庞大、能够长期吸引、打击和消耗日军主力，对战争全局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新战场。为此，区区几万装备低劣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敌进我进”的超常胆略逆势而上，如水银泻地般渗入日军所占地区，打出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敌后战场。

　　大规模游击战争的展开是决定中国抗战前途命运的关键之举，它不仅改变了双方交战的基本格局，形成了有利于中国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迫使日军陷入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的困境，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双方作战的“游戏规则”，使日军半数以上的兵力不得不放弃擅长的大兵团作战方式，被迫回师后方，以高度分散的配置来对付陌生的游击战争。如此一来，中日战争就脱离了日军追求的速决战方向，进入了中国设定的持久战轨道。全面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独当一面，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撑起了抗日战争的半壁江山，其局面之大、能量之巨、战略作用之显赫，远远超出了日军的想象，各国的游击战也无有出其右者，堪称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观。

滇缅战场拉开中国反攻序幕

        作者：余戈

       谈到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我们过去的印象是：1945年8月，相继发生了美军对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军出兵东北等重大事件，之后中国抗战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乘势实施了一系列反攻动作，在十余天之后，日本天皇裕仁即发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投降。很多人就以为，中国八年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就是这十几天。

　　显然，这一印象既不符合战争规律，也不符合事物一般的演变规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将中国抗日战争界定为持久战，并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以“七七”事变为战略防御阶段的开始，以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开始；但何时转为战略反攻——战略进攻前的过渡阶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

　　以军事观点而论，所谓战略反攻，应以在战场上“歼灭敌方重兵集团、收复失地或占领重要地区”为目标。更进一步，如毛泽东所言，“战略反攻阶段的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由此而观，抗战后期中国军队实施的缅北滇西反攻作战，无疑是中国战场战略反攻之滥觞。

　　密支那：从战术奇袭到攻坚夺城

　　日本对美英的战争，以1941年12月海军偷袭珍珠港、陆军攻击马来亚两线同时展开。以此为契机，此前独立抗击日本的中国与美英等国缔结了对日军事同盟。1942年春，中国组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首次入缅，与英军协防缅甸（保卫滇缅公路）。然而作战不幸失利，分别退入印度东部和中国滇西的中国军队，先后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装和整训，分别于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在缅北、滇西两线发起战略反攻，于1945年1月打通中印公路而会师。

　　日军战史中承认，二战中日军曾有十余次全军覆没的“玉碎战”，大部分发生在太平洋诸岛屿，但有三次是发生在大陆，即滇缅战场上的密支那、松山、腾冲之役。

　　密支那为缅北重镇，位于伊洛瓦底江西岸，为水陆交通枢纽。缅甸沦陷后，日军在密支那开设了机场，因其航空兵和地面防空力量的存在，迫使我国际空援通道北移，开辟出“驼峰航线”，实施杯水车薪的艰难补给，支撑着抗战大局。

　　日军极为重视密支那的战略地位，自1943年夏即以第18师团第114联队驻守该地及其附近地区。1944年4月下旬，“中美混合突击支队”向密支那进军，突袭密支那机场及外围地区。

　　 经过5、6月份的作战，兵力、装备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中美联军从北到南对密支那形成了包围，日军被压迫在伊洛瓦底江西岸背水而战，做困兽之斗。自7月中旬开始，在我军顽强推进下，日军渐渐已无余力反击，不得不缩小战线以保全阵地，兵力减少到了三分之一以下。日军命令限制弹药用量：炮弹每天4发，机枪子弹两联，步枪子弹6发，手榴弹配2枚，其中1枚用于自尽，必须保留到最后。

　　7月12日的总攻规模很大。美军驻印航空队派出了39架B-29重型轰炸机，第88战斗机中队也参加了攻击，当日总共投放754吨弹药，实施了“地毯式轰炸”，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伴随地面炮火，我军步兵勇敢地发起攻击，日军拼死抵抗。自8月1日开始，日军开始趁夜利用竹筏、汽油桶等分批渡江突围，守备队长水上少将率先渡江。2日，我军以精壮官兵104人组成敢死队，分为15组潜入密支那街市切断日军退路。3日晚，水上少将写下让残部撤退的命令，在伊洛瓦底江东岸自杀。我军激战至8月5日，完全占领密支那西岸，肃清了各处日军残兵。

　　密支那之战始于5月17日，止于8月5日，持续80天。此役，我驻印军与美军部队共伤亡6000余人；毙敌2000余人，俘敌69人。我与敌伤亡比约为3∶1。

　　松山：滇西反攻战场转折之战

　　按史迪威的构想，滇缅战场反攻作战就是“X+Y”：X部队（驻印军）从缅北向滇西打，Y部队（远征军）从滇西向缅北打，最后在中缅边境实现会师。在滇西方面，远征军的主要战场集中在三处：松山、腾冲、龙陵。这是当时日军第56师团在滇西防御体系的三个支撑点。

　　日军是1942年在缅北击溃我第一次入缅远征军，沿滇缅公路于5月5日打到怒江边的。日军在松山架起野炮疯狂轰击对岸公路上的我方车辆和难民，幸亏我桥头工兵及时爆破炸断惠通桥，随后援军赶到怒江东岸阻击，与空中的美军“飞虎队”战机协同作战，粉碎了日军渡怒江继续进犯的企图。当时的情景，可谓中国抗战最为惊险的一幕，按照美国“飞虎队”飞行员空中侦察发出的预警：倘若不能在怒江成功阻击日军，日军渡江后十天左右即可打到昆明，包抄我抗战大后方，逼迫中国投降。很多史家评说，惠通桥之战，在那一刻成了中国抗战命运的转折点。

　　此后，日军驻扎在了怒江西岸的“桥头堡”松山，卡住了滇缅公路的咽喉，切断了我从印度经缅甸进入国境的国际援助物资补给线。

　　经过两年蓄积力量，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发起反攻，然而由于日军松山工事异常坚固，且不断以攻势防御战术反复逆袭，我战事进展极为艰难。险峻的地形和雨季恶劣的天候，时时让我军攻击作战难以为继。8月初，中国远征军第8军指挥部做出决策，由军工兵营及师属工兵连四五百人，经过近17天坑道施工，挖掘两条暗道直通松山主峰腹部，将3000公斤TNT炸药填入日军子高地堡垒底部，以“人造火山”式的大爆破，颠覆松山阵地“锁钥”部，撕开了日军松山防御体系的口子。这次大爆破，共震死、活埋日军约70名，从浮土中扒出被震昏的5名。其中1名苏醒后拼死挣扎横撕乱咬，被我军击毙；其余4名当了俘虏。此后，我军又经过艰苦卓绝的17天扫荡战，取得松山攻坚作战的全胜。攻下松山，打开滇缅公路补给通道，整个滇西反攻作战的“瓶颈”被突破。

　　松山战役从6月4日步兵攻击开始，远征军陆续投入2.4万余兵力，在95天里先后发起十次总攻击，以伤亡7773人（阵亡4000人）的惨重代价，将松山日军约1280人全歼，俘虏日军9名。此战我与敌伤亡比约为6.2∶1。

　　腾冲：从“云层上的战斗”到浴火之城

　　远征军对腾冲方向的攻势早于松山一个月，但收复腾冲却晚于松山一周。其原因是，远征军渡过怒江后，首先要征服高黎贡山，其时日军防御腾冲的前沿已经推进到这座平均海拔3000米的险峻山系。远征军第20集团军渡过怒江后，首先要仰攻这道屏障，而后才能重兵合围腾冲城。高黎贡山，被当时的美军喻为“二战海拔最高的战场”，此间的惨烈战斗，是在“云层上的战斗”。攻打高黎贡山持续40余天，我军在凄风苦雨中饥寒交迫，官兵因冻饿而死者甚至超过了阵亡人数。

　　腾冲城是一座石头城，异常坚固。日军从高黎贡山收缩后，转入城内负隅顽抗以待援军。据资料，待打下高黎贡山围攻腾冲城时，日军兵力为2025人。

　　自6月中旬起，我军开始发动进攻，经过极其惨烈的攻坚战占领城外的来凤山，居高临下指挥攻城。自8月2日开始，美军第14航空队战机频频出动，以500磅炸弹轰炸腾冲城垣。然而日军据守残破城墙拼死不退，我军攻城部队死伤累累。此外，日军两年来在腾冲城内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在很多房屋墙根挖掘了暗道彼此沟通，设置了火力点，构成交叉火网。我攻击部队沿街巷推进，处处遭敌狙杀，每日战斗进程仅以米计。

　　事后我军得知，在8月13日的美军飞机大轰炸中，龟缩在东城门洞中指挥作战的日军守备队长藏重康美大佐，及其手下共32名军官，均被炸塌的城门掩埋毙命。为此，日军又指定了曾任步兵中队长的太田正人大尉担任守备队长，继续指挥作战。9月13日夜，大雨如注。太田正人下令焚毁第148联队军旗，向上级发电报告最后的战况后，砸毁无线电机，开始分散突围，被我军派出的追击部队零星歼灭于各处。

　　腾冲反攻始于5月11日，止于9月14日，持续达127天。围攻腾冲城垣之役，我军全歼日军腾越守备队1800余人（不含在高黎贡山等地歼敌约1000人），俘虏53名。整个反攻作战过程中，我军伤亡官兵18000余名，其中阵亡约9000名。我与敌伤亡比约为6∶1。

　　滇缅战场历史价值不应被低估

　　自1943年10月至1945年1月，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主要战场是缅北方面的胡康、孟拱河谷和密支那、八莫、南坎，及滇西方面的松山、腾冲、龙陵、畹町。密支那、松山、腾冲的三次歼灭战，体现了这个大战场作战的基本面貌。反攻作战前后持续17个月，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两线挺进2400公里，收复缅甸城市及城镇50多座，解放缅甸国土18万平方公里，收复我国滇西沦陷区8万多平方公里，歼灭日军4.7万多人，我军伤亡6万多人。

　　在此期间，在中国战场的“东线”——豫湘桂战场，中国军队在日军“一号作战”（亦称“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攻势下节节退守。经对比可知，正是“西线”——缅北滇西战场的作战，拉开了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且在打通中印公路前夕，中国驻印军的半数兵力——新编第6军奉命增援内地，滇缅战场的“胜利模式”得以在东线“复制”。在“西线”胜利三个月后，东线中国军队也开始转入反攻，而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直到战败投降，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但是，缅北滇西反攻的历史价值，长期以来却未获得应有的肯定和评价，这有其特殊原因。简而言之，“西线”战场是蒋介石被敌方日本和盟国美国“逼”着开辟的，特别是在缅北驻印军反攻近半年后，为督促中国继续出动滇西远征军西渡怒江予以策应，中美两国高层一度几乎撕破脸面。而战事后期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史迪威事件”（因无法合作，蒋介石迫使美国召回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因此，后来蒋介石对滇缅战场评价很低。

　　2002年，郭汝瑰、黄玉章在其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史》中，充分肯定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的价值，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而二度入缅与中国驻印军协力歼灭日军，更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援助盟邦进入异邦国土作战并获得胜利的一次大规模作战”。他们认为，滇西反攻作战远征军伤亡过大，其原因主要是各级指挥官的失误造成的。笔者以为，除了指挥层面的问题，从远征军部队战后所做的战役检讨，及美军顾问团的观察记录来看，当时中国军队更具体的缺点还反映在：单兵素质能力低下（不能独立作战）、官兵“兵器素养”不足（不能充分掌握武器性能）、步炮空协同能力较差（飞机、火炮时常误伤步兵）、战场补给不能满足高原山地作战需要等。

　　若放宽视野，从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历史背景来观照，滇缅战场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的物质力量（美式装备及保障体系）与相对滞后的人的因素（以文盲为主体的中国壮丁）的结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特殊“考试”。对这个考场上“考分”情况的具体分析提示我们：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可以靠“买”，但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力与物力经充分“磨合”后，才能发挥创造出高水平的战场效能。这一点，是滇缅战场反攻作战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中国抗战意义

全民抗战———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

        作者：金一南

       中国人对战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

　　它发生在中国最衰弱的时刻。

　　侵略者必然要选择这一时刻。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9万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割地赔款规模空前。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的兵力却不足2万，10天就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还有人从体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的去弱之道是“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教士”、“练兵”。

　　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这种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使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

　　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登陆后发生在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是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有民众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身后有民众推车帮助运送物资给养；联军部队包围北京，又得民众指引从广渠门下的水道攻进城内。攀墙围攻皇宫，还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站在那里，麻木地观看。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一盘散沙同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推翻清朝、创立民国之后，旧中国被踢开国门、遭到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了，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丢掉了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夺成性，却很少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何敢于以8400兵力对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发动“七七”事变？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肃亲王善耆审汪精卫时说了一段话：“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国家状态如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所说：“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次。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

　　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100多年来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一个中国人仅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如果不探究我们是怎样衰落到了那样的地步，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军事有多么软弱、政治有多么腐朽、社会有多么涣散，就不会了解这种软弱、腐朽与涣散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唱出了这样的词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因为当时中国的状态，日本侵略者轻看了这场战争。他们以为短时间就能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29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表面看他们的根据是充足的。军事上，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政治上，国民政府高官、军人、政客也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为伪“满洲国”元首。1935年11月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又出现一个夹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以实行“华北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布文件宣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还与日本驻屯军订立《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及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眼看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汉奸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汉奸之父。中国三个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先后就职。王克敏与汪精卫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显露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怎能不会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的暗无天日年代，当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

　　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他1940年2月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此人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都是中国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在山上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当年地质学家丁文江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说出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国”，同时也指出：“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随后组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在中国做的大量细致情报工作和在国内完成的周密军事准备，可见一斑。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

　　但这一轮它错了。它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历史会简单重复，以为还会像甲午战争消灭大清北洋水师和击溃清朝陆军就可获得丰厚的割地赔款一样，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可征服中国。这是它最主要的战略盘算。它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个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三个月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他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日本发动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广阔空间。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经历就十分典型。钱伟长1931年以中文、历史双百成绩，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但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拍案而起：“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为了内心这个愿望，他极其刻苦。五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抗日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钱伟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战时期，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最广大的地区还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还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战的核心与关键。随着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已经拥有一亿人口。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战争初期，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其《华北治安战》中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报告冀南作战的遭遇：“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华北治安战》评论：“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他的比较与总结是：“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更苦恼的。”

　　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一个村庄。

　　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子的人”。没想到的是，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不害怕？”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位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这些孩子让人感慨不已。1000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相互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了”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这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的基因，一种不需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这些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所在：不但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在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觉悟了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如毛泽东所说“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中华民族百年沉沦，历尽苦难。

　　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

　　拿破仑的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

　　事实上这头狮子也一直在沉睡，长期沉睡。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企图唤醒这头狮子。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海国图志》，已经萌生要将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思想，但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书籍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惊醒这头睡狮，还需要更惨痛的失败。

　　这一失败来了：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蕞尔小邦”日本也能强令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获得空前的割地和赔款。

　　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睡狮开始觉醒。觉醒进程仍然是一个数十年的历史过程。

　　甲午战争后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这个阶层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整个国家出了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以传统“世外桃源”为乐趣的这个阶层，通过“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全面参与到国家政治历史的进程之中。

　　 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在这一饱受苦难的进程中，民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937年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说了一句话：“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这个问题已经由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回答。当了汉奸的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经蒋介石签署特赦改判无期，1948年病死狱中。

　　938年抗战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另一个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只有留给中国共产党人了。

　　 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今天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不会这样快就到来。

　　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1840年开启的民族救亡命题的标志性终结，又是民族复兴命题的标志性起始。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说的“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大国之列。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说出了100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就如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讲的那句话———“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抗战胜利奠定中国大国地位

        作者：何雷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中国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对打败日本法西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军民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为共同称霸世界而先后在东、西方发动的。日本企图以中国为基地和跳板，通过北进和南进称霸世界。日本悍然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法西斯全球扩张开始的显著标志，表明法西斯已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但当时西方大国对此缺乏清醒认识，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采取了纵容退让的绥靖政策，一些国家屈服于法西斯铁蹄之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第一个挺身而出，举起反法西斯的大旗，到1939年欧战爆发，中国已只身抗战八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抗击日本法西斯达十年之久。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称赞“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

　　中国人民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幻想，令其陷入持久战的泥潭。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通过一场短期速决战争征服整个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甚至称中国问题只用一个月就能解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军民开辟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共产党敌后战场相呼应、正规作战与游击作战相配合的规模宏大的抗日战场，坚持了八年全民族抗战。德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指出：“中国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战。中国地域广阔，军队众多，作战坚韧，富于人民战争精神，士兵熟悉环境，使中日战争的景象与日本对西方列强进行的陆战迥然不同。”

　　中国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消耗了日本大量的军力和国力。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陆军共有34个师团，其中的32个在中国作战。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陆军51个师团中的35个深陷中国战场。战争结束时，在华日本陆军约 105万人，太平洋战场只有83万余人。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毙伤俘日军155万余人。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万余人，超过太平洋和亚洲其他战场日军的总和。日本用于中国的战费约120亿美元，相当于“大东亚战争”全部战费的35%。

　　中国军民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付出了巨大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斯大林盛赞中国人民“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历史学家伊豆公夫也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14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制约日本北进和南进战略，成为盟国顺利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关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与法西斯势力在全球的殊死较量，每个局部地区的作战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互支援与配合。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指出：“同盟国能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节节胜利，相当大部分奠基于中国与日本缠斗不休。”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使德日法西斯始终未能形成有效的支援与配合。

　　中国抗战牵制日本北进，对避免苏联“两线作战”发挥了关键作用。20世纪30年代，避免与德、日法西斯“两线作战”是苏联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已大大减轻了对苏威胁。1938年和1939年，日军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发起“北进尝试”，均遭惨败。张鼓峰事件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说：“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持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新时机。但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优先处理“中国事变”和南进，叫停了北进政策。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从远东地区西调 54万多部队和大量机械化武器装备，参加对德作战。

　　中国抗战迟滞日本南进，支持了美英盟军的作战。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后无暇东顾，为日本提供了南进的好时机。但由于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日本阿部内阁采取了“不介入”欧战的政策，全力解决“中国事变”。1940年德国在欧洲的压倒性胜利和英法等国的溃败，又为日本创造了“千载一遇”的良机，但还是因中国战场牵制、兵力捉襟见肘而作罢。1941年12月，日本抱着孤注一掷的赌博心态发动太平洋战争，给美英军事上沉重一击。值此严峻时刻，1942年1月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的共同胜利。此后，中国战场始终“迫使日本人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100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942年2月，中国远征军3个军10万人入缅作战，付出了6万人的伤亡，掩护英军撤往印度，并沉重打击了日军，使其无力西进。1943年10月至1945年3 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先后以8个军22个师的兵力，与美军一道实施了缅北和滇西反攻，成功打通了中印公路，有力配合了印缅战区和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反攻。

        与此同时，中国还为盟国“先欧后亚”战略作出重大贡献和牺牲。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美英两国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为此，罗斯福表示，“我们必须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队”。中国抗战的胜败不但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还关系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和命运。它不但要求中国在多年孤军奋战后仍要继续承担对日作战的重任，还要随时为欧洲战场做出让步和牺牲。为实施“先欧”战略，盟国一再推迟发起与中国利益攸关的缅甸战役，还多次将中国急需的飞机等支援物资调配到其他战场。正因如此，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贡献才更加难能可贵。

　　积极支持亚洲国家的抗日斗争与民族解放，成为东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帜

　　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无足轻重，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与苏、美、英等大国一道，承担了拯救人类文明的重任。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中国战场的突出贡献，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42年1月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初步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1943年10月签署的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正式认同。中国不负历史赋予的大国责任，积极支持亚洲弱小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显示出强烈的大国自觉和国际主义情怀。

　　中国以支持周边国家的抗日活动为己任。中国很早就开始支持周边弱小国家的抗日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对朝鲜抗日力量的扶助公开化。1942年12月，中国政府通过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不但给予经济和政治支持，团结整合各党派抗日力量，还将朝鲜抗日武装编入中国军队序列作战，使朝鲜的抗日斗争以中国为基地蓬勃发展。1943年9月，中国外交政策目标调整为对内恢复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对外辅助亚洲各民族之独立与解放。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中国坚持将战后朝鲜应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内容写进《开罗宣言》。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曾致书国民政府：“韩国之独立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完全解放，全赖贵国对日宣战及获得光荣的最后胜利而完成。”越南各种抗日力量也在中国境内发展壮大。1942年3月，中国负责对越工作的第四战区拟定《对越策动计划大纲》，加强了对越南抗战的指导。

　　中国还以“亚洲同种人”的身份积极调解英印纠纷。1942年1月，英国殖民当局与印度国大党因印度独立问题尖锐对立。国大党拒绝支持反对轴心国的斗争，有些人还幻想靠日本实现独立。1942年2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劝说英印双方在对日大局下进行合作。尽管调解未果，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显示了中国积极参与亚洲事务、履行大国义务的责任担当。

　　中国共产党积极号召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来自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130余名代表与会。大会成立了“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向中、日、苏、美、英发布了告人民书。这一举动，增强了中国在东方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影响和号召力。英国首相丘吉尔承认，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中国无论在军事舞台上还是政治舞台上，都开始起到新的作用”。

　　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战后国际秩序，成为缔造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强加给人类社会的空前浩劫。战争进行当中，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就决心不但要赢得战争，还要赢得战后和平；不但要在战争中联合起来，还要将战时合作延续到战后，构建和平与发展的未来世界。中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积极倡导者和强力推动者。中国最先遭受法西斯的侵略并长期孤军抗战，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诉求最为真挚强烈。同时，中国还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同盟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很早就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同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1937年3月，毛泽东又提出“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中国反复向西方大国强调，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和平，中国的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

　　在每个关键时刻，中国政府都表示了全力支持反侵略战争的鲜明态度，始终在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而不懈努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国政府就向美、英、苏三国提交了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书，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不订立单独媾和条约。次日，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建议召开多国联合军事会议，商讨协调各国军事行动。这些举措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发挥了积极作用。1942年1月，世界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一起，由美、英、苏、中领衔，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从根本上改变了反法西斯与法西斯的力量对比，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中国在构建战后世界和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中国认为清算法西斯罪行、清除法西斯战争根源是构建战后和平的前提。中国强调不单独与日本媾和，并剥夺其非法侵略所得；设立国际军事法庭，惩办战犯等。同时，中国采取了“以德报怨”的态度，1945年8月15日，中国政府提出“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给日本改过自新重入国际社会的机会，彰显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气度和着眼长远的胸襟。中国还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联合国。早在1939年，中国就提出要为战后“建立一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而努力”。针对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缺乏普遍性、权威性和行动力等弊端，中国于1942年提出建立四大国在战后发挥特殊作用的国际组织的构想：“中、英、美、苏为反侵略之主要国家，既因共同奋斗而再造和平，对于战后执行和约，保障和平，匪但理所当然，且抑责无旁贷。”在筹建联合国和制订《联合国宪章》的过程中，中国作为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代表，积极争取实现公平正义、民族解放和国家平等。中国提出的保障会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依照正义和国际法原则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民族自决等建议，丰富了《联合国宪章》的内容。1945年10月25日，联合国成立，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重要力量。

　　70年来，人类社会一直在分享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沐浴着用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和平阳光。中国在打败法西斯赢得胜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对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正义主张和不懈追求，完全顺应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真正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塑造人类共同未来的坚定立场和巨大力量。今天，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必将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抗战是世界性抗战

        作者：李泉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由于西方的绥靖纵容，法西斯犹如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侵略的战火从亚洲燃烧到欧洲、非洲，人类文明面临空前浩劫。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最先举起了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旗帜，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说：“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正确地说，日本败给了中国人民”

　　 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一衣带水，在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上曾经是友好邻邦。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的炮声打乱了东亚既有的秩序，没落的清王朝逐渐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然而同样遭受西方炮舰叩关的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跻身于列强行列。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急剧膨胀。经过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以后，日本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政党政治终结，国家迅速法西斯化，一步步走上了侵略扩张的不归路。此时在日本眼中，中国既是唾手可得的盘中美餐，也是一击即倒的东亚病夫。“卢沟桥事件”后，日本极端轻视中国的抵抗意志，陆军省把中国看成“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日本陆相杉山元甚至向天皇保证：“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可以解决。”

　　然而，令日本始料未及的是，此时的中国已不同以往。1937年8月爆发的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给了日军当头一棒。从上海前线回日本的西村敏雄少佐向参谋本部报告说，“中国军队的抵抗极为顽强”，“中国居民同仇敌忾，斗志高昂”。1938年3月，中日两军在台儿庄展开激战，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记载，中国“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日军“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更令日军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日军惊恐不安地称之为“治安之癌”。

　　由于中国抗战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了全民族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的战略格局，又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有力支援，中华民族最终赢得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承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日本）败给了中国人民。”

　　“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恐怕将会改写”

　　中苏两国在对付具有强烈扩张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一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虑，虽然在外交上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但又利用各种场合揭露和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在道义上、政治上支援中国抗战。1931年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公开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做一切必要的帮助。”从1931年9月23日到10月28日，苏联《真理报》相继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瓜分中国》《满洲的被占和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和《满洲的绳结》等社论和署名文章，指出日本占据满洲为帝国主义之侵略压迫，目的是把中国当做朝鲜第二。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以此为跳板北上进攻苏联，进而与德国法西斯从东西两线夹击社会主义苏联的企图昭然若揭。斯大林洞察到这一切，1940年，他叮嘱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的手脚。只有当日本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苏联是给予中国最多援助的国家。1938年3月到1939年6月间，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三笔低息贷款，共计2.5亿美元。为帮助中国抗战，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华，还派出2000多人的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作战，先后击落击毁日机544架，有200多人血洒长空、壮烈牺牲。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中国不仅在物资、人员上，而且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苏联。中国输送苏联的矿产品总量达53238.74吨，其中以钨、锑、锡为主，都是军事工业急需的重要金属；向苏联运送的农牧产品包括绵羊毛21295吨、山羊绒304吨、茶叶31486吨、猪鬃1119吨、驼毛1026吨、生丝301吨、各种皮货540.7万张。在情报方面，中共党员阎宝航利用在重庆社交场合的关系，获悉德国准备在1941年6月22日前后进攻苏联的情报，通过延安发给了共产国际，为苏联最高统帅部提供了参考。

　　由于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侵华日军的陆军主力被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无法抽调更多的兵力北上进攻苏联，苏联得以从远东抽调大量兵力增援西线苏德战场。其间，在苏的许多中国人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刘亚楼、唐铎等人以苏军指挥员的身份直接参战。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参加了苏军，并转战南北，见证了苏军攻克柏林的伟大时刻。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多为中共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尽管年龄幼小，但与苏联人民一起，挖战壕、缝军衣、照顾伤员等，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崔可夫说过：“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认为，“如果没有中国抵抗日本，日本得以进攻苏联后方，那么卫国战争的历史恐怕将会改写”。

　　“中国之英勇坚毅，为盟国之有力堡垒”

　　在中国抗战初期，英美等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推行绥靖政策，以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换取自身安全，或试图以缔结条约形式，防止法西斯的入侵，根本无暇顾及中国抗战。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随后横扫欧洲，英法被迫对德宣战。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也全面卷入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直到这个时候，英美等国才真正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长期孤军奋战的中国战场。中国是最早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国家之一。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他说，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国政府就向苏、美、英三国提交了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书，表示“中国现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1942年1月，世界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在打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一起，正式结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鉴于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美英等同盟国一致同意设立中国战区。陈纳德率美国“飞虎队”转战中缅印战场，开辟驼峰航线，把战略物资源源不断送往中国战场。美国政府还为中国提供了价值约5.2亿美元的飞机、坦克等装备物资。

　　由于中国的艰苦抗战牵制了日本绝大部分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力量，打乱了日本的南进部署，从而为美英等国争取到宝贵的备战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军队又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大大提振了盟军士气。伦敦《每日电讯报》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1942年，中国抗战虽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但仍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需求，毅然派出远征军，出兵缅甸，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美国著名评论家伊利奥时少将称：“苟无中国，战争或已无期进行。中国之英勇坚毅，已证明为盟国之有力堡垒。如果中国崩溃，则对于盟国之后果，当颇惨痛。如果其军队投降，日本可毫无阻碍以搜刮中国庞大之天然富源，而使战争无期延长。”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与英美等盟国共同作战的历史启示我们，世界大国在面临共同敌人的时候，不能绥靖纵容，以邻为壑，或转嫁危机，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的绝对安全而不顾及他国的安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各大国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而不应相互猜忌，围堵他国，更不能有意挑起事端。要摒弃冷战思维，共同构建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

　衡量国共抗战表现要用两把尺子

　        作者：余焰
　

        近些年来，社会上有些关于抗战的历史宣传只突出民族斗争而淡化国内正义和反动之分，导致国内许多人尤其是中青年人对抗日战争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片面化倾向，即简单地认为抗战时的任务只是打日本而不区分国内进步和反动，一些颂扬国内反动人物和贬低中国革命力量的舆论也在网络等媒体上有了市场并造成部分思想混乱。

　　当年进步的中国人其实都知道，抗日战争进行的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民主两个革命——“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衡量哪个政党、哪支军队或哪个政治代表人物在抗战中的贡献，同样要用这两把尺子，即一方面看其是否积极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坚持社会改革进步还是维护腐朽的黑暗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同国民党当局片面抗战的根本区别，正在于很好地完成了这双重任务，不仅在敌后打鬼子战绩辉煌，也建立了代表中国光明未来的广大解放区，这就名副其实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日需革除腐朽社会制度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内忧外患交织。过去被清朝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举侵华，除了其自身的狂妄和凶悍，也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极度腐朽和无能，否则偌大的中国也不会如此受尽欺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人数仅2万的日本关东军在几天内便轻取东北多数城市，在南京政府和东北军首领的不抵抗命令下，当地20万以上的中国驻军或降或逃。关内抗战初期，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长驱直入一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内，面对几十万日军入侵，国民政府丢失了东部2亿人口的最富庶地区。直至1944年春至1945年初，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面对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进攻，国民党军仍在豫湘桂大败，丢失了6000万人口的地区。直至抗战胜利时，仅从中国战场上看，日强中弱的形势并未真正改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年中国受日本欺负，外在原因是新兴的法西斯国家特别具有扩张性和疯狂性，内在原因则是国内社会条件造成一些人的媚外心态，长期封建宗法思想又导致重家庭个人、轻民族社会的恶习，导致一些只知个人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的人投靠日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中忏悔道：“我从懂事起便只知祖宗基业而不知民族国家。”国民党内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率20多名中央委员和50多名将官投日，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还以降敌的国民党军为基础建立起数量最多达90万的伪军，也是一个社会腐朽群体对抗战失望而想降日自保的表现。后人常唾骂抗战时期国内“汉奸多”，伪军数量有时超过侵华日军，这不能仅仅用个人品质来解释，而主要是旧中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中国要有效抗日，除了大力抗击民族敌人而不能妥协外，还要对本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其措施就应该是改变代表官僚买办和封建豪绅的专制体制，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抗战时期，蒋介石也谈“抗战建国”，提倡强调“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不过国民党高层同社会上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团关系紧密，自身权贵家族势力又在战时继续膨胀，未搞任何社会改革，这使国统区的经济日益恶化，党部、官场和军队的腐败更为严重，其控制面积至抗战末期还大为缩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人口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至1945年夏天发展为拥有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其根本原因就是将民族、民主两个革命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改革。这一改革恰恰又代表了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人类进步大潮，因而受到国内进步团体和人士的一致称赞，连1944年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报告都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属于共产党。

　　共产党改善民生赢得民心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高超之处，当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主要方式便是避开日军正规战之长，以游击战攻敌之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在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的条件下以弱抗强。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每支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在这种艰难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游击队自然不可能同有绝对优势装备的日军硬打硬拼，而是靠发动群众打游击战，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巧妙的斗争形式。

　　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解放区能在严酷的战斗条件下得到大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人民战争的胜利。通过充分动员人民，就能弥补武器条件的不足，就能长期牵制并拖垮强大的侵略者。当年中国共产党人能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靠的就是将民族、民主这两个革命相结合。

　　以游击战打日本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又占绝大多数。发动人民抗战，主要的内容就是动员贫苦农民参军和支前。如果解决不了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还要因战争增加人力、物力负担，就不可能得到这一最广大群体的拥护。当年八路军、新四军走到哪里都能发动起群众，得到老百姓拥护，就在于不是只取之于民，而是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群众纪律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

　　抗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停止土地革命，援引了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不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这在保证不当汉奸的地主还有一定收入的前提下，大大减轻了贫雇农的负担。如同一些边区领导人所说的那样，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大幅增税却仍不减贫农租赋，同时还征走大量壮丁，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逃兵役成为普遍现象。而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内却出现另一种情形，虽然农民支援战争有不小的负担，却由于减少了地租，并通过减息摆脱了过去地主的“阎王债”，大多数人反映生活比战前还改善了一些。当时解放区不抓壮丁而实行自愿参军，到处是踊跃报名，是一幅“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得人心者得天下，打击侵略者时也要给群众以实际利益，这就是抗战时敌后根据地能开辟和坚持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建设根据地时，还注重发动群众监督政府，建立共产党员、群众积极分子和开明士绅组成的“三三制”政权，斗争汉奸恶霸，真正实行了清廉政治。除了众多知识青年向往陕北，纷纷投奔延安外，连海外有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考察了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后也说：“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