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到年关，炸米花的师傅拖着一个椭圆形的铁罐，沿村吆喝着“炸米花——”各家各户的小孩飞奔而出，或用瓢或用碗装着白生生的大米。只听“砰”的一声后，铁罐后面的米袋打开，白花花的是爆好的米花。那年头，没有钱，多半是用米做兑换，一斤米炸八两的米花，还有二两做了工钱。

　　再后来不是炸米花，而是炸米泡了。大米放进去，从机器里吐出来的是一条长长的米泡，圆柱形中空，要多长有多长。炸米泡的师傅会均匀地截成胳膊长短，孩子们拿在手里，胡乱舞着像孙悟空的金箍棒。留在记忆里的米泡，甜甜的，脆脆的。别家的孩子经常为母亲不愿意多出几两米而生气，我们的母亲总是尽可能为我们换回更多的米泡。

　　少年的时候，年味是那烂掉的苹果香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的孩子根本就吃不上苹果。我们的父亲却是很独到的，每到年关，总会挤出点钱从镇上买回一些处理的苹果，母亲会细心地削掉烂掉的部分，有时剩下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浓郁的香味却是我长大后再也无法感受到的。那时，父亲教导我们：孩子们，唯有好好读书才有苹果吃。所以，少年的我读书很勤奋，那是年味的诱惑产生的动力。

　　青年的时候，年味是母亲餐桌上丰盛的年饭。参加工作了还是单身的年代，确实是美妙的，可以把工资拿回家交到母亲的手里，让她感受我满满的爱和开始收获的幸福。那时的年味，充满了自食其力和学会承担的骄傲。母亲总是说：这酒是丫头买的，这鱼糕是丫头带回来的鱼做的，好大呢，一条有八九斤。

　　中年的时候，年味是婆婆膝下乖顺的女儿。结婚前，父母就反复教导：女孩子嫁了人首先要孝顺公婆。所以，结婚后把持一个原则，无论公婆说啥绝不顶撞。到了年关，第一个原则是一定要跟公公婆婆一起过年。在20年的婚姻里，只有一年是回去和娘家的兄弟姐妹一起过的，那一年公婆被远在北京的二伯哥接去过年了。第二个原则是帮公婆置办年货。婆婆是勤劳聪慧的，诸如灌香肠摊饺子做糍粑之类的样样都会，我们所谓的置办，除了买料，更多的时候是出资，最偷懒的一种了。我常说：一个六十年代末的媳妇碰到四十年代初的婆婆，其实很享福的。因为从那些艰苦岁月走过来的婆婆，一能吃苦二很知足。我们很少的付出就能让她们感觉到幸福和开心。

　　年过不惑，才开始自己主持过年。老老少少一大家，婆婆和母亲，都已经七十多岁了。属于她们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终于开始执掌厨房的大勺了。

　　几个老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我一个人在厨房忙碌，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生怕她们的插手让自己的成果降低了可信度。精雕细琢地把每个菜盘搞得跟艺术品似的，一盘盘摆在厨房的长桌上，色香味地搭配着。

　　记得第一次主持过年，把长长的菜单列了整整一张纸，结果一疏忽就烧穿了一个蒸锅，还偷偷摸摸藏起来，最终还是没瞒过母亲，被骂“败家娃”。第二次主持过年，买来的十来只昂贵的土鸡，结果却被我腌得咸咸的，用水泡了好几个小时都不解咸，婆婆却说好吃好吃。第三次过年，做了清炖黄鲴鱼汤，公公直夸味道可与餐馆媲美。

　　年味，变迁着，在我这里，在母亲和婆婆的手里。但有一点永远不会变，那就是合家团圆的幸福和快乐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