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黑色的七月。苦读十年的我终以几分之差没能成为那个时代的骄子。我带着几分失望和惆怅回到了父母的身边。那年我十八岁。

　　一个月之后，望子成龙的父母好像与土地为生着实委屈了我这个喝了十年墨水的儿子，便托七弯八拐的亲戚给我找了一个工艺师傅。本来我当时已是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但父母反复开导说：师傅不仅手艺好，而且还是一个上过大学的画家。也许是条件反射，我与大学擦肩而过，但对那些能上大学的天之骄子，我是十分羡慕和崇拜的，所以最后我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

　　师傅姓陈，四十开外的年纪，古铜色的脸上过早地爬上了许多皱纹。小眼、高鼻梁、厚嘴唇，耳朵有点背，除了身材高大魁梧外，整个外貌可谓憨态十足。我怀疑我的父母骗了我，凭直觉我根本不相信他是一个能工巧匠，更谈不上上过大学。但时隔不久，这个不起眼的师傅就令我刮目相看了。他说话幽默风趣，很善于言辞。每到一陌生环境，不论大人小孩，只要从他那厚嘴唇里蹦出三句话来，保证你会捧腹大笑。他让我心服口服的真正原因是做得一手绝活：油漆刷得光鉴可人，虫、鸟、鱼、兽画得栩栩如生。他尤其擅长画孔雀开屏。他画的孔雀，无论从神态还是颜色，那简直是无可挑剔。时间一长，对师傅的了解和认识更进了一步。除了从内心里真心地佩服，更多地还是对他的同情。我甚至觉得生活确实委屈了他——我的师傅。父母早先并没有骗我。师傅曾经的确是一所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要不是那场空前浩劫的文革。我想：凭他的才气，他的“孔雀开屏”图前，一定会有许多观众流连忘返，叹为观止的。生活造就了他的幽默，同时，幽默又断送了他的美好前程。在文化大革命那疯狂的年月，某一天，几个学友在一起的一句戏言，就立马将他扣上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很快就被遣返回家。那年他才二十四岁。

　　他回家后不久便结了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女儿。为了养家糊口，他便自学了油漆工艺，带着油刷和画笔跑起了江湖。在那黑白颠倒的日子里，他这个反革命成了众矢之的。有一天，他刚从外面回家，就被民兵小分队抓住五花大绑后当作走资本主义的典型又是游街又是拳脚相加。可怜的师傅就在那次留下了终身的耳疾。师傅对我起初要求很严，无论是做漆还是作画。我也很想尽我所能继承师脉，只可惜我那时心念太杂，不能让师傅满意。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拿出日记本把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师傅老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没过多久，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个新徒弟。一次，他拍了拍我的肩说：“你是一个聪明人，但你志不在此，这样跟着我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自己认准了的道，就要一个劲走到底。”显然这是一道逐客令。我寻思师傅一定是看了我的日记，知道我的心原本是游离在手艺之外的。他不愧为一位大师，既能理解人又懂得尊重人。

　　我辞别了师傅，经过几年打拼，终于又拾起了那难以割舍的书本，开始品尝做“人师”的滋味。白天我辛勤地工作，晚上我勤奋地写作。当我收到第一份署上我大名的作品的样报时，我欣喜若狂地骑着自行车蹬了三十多公里山路，让师傅成了我的第一个读者。他看后什么也没说，只用力在我的肩上拍了两下，此时无声胜有声，我知道这掌的分量。

　　后来，不时有“豆腐块”见诸于报端，每当报一到手，我都要先送师傅一览。而师傅每次看后总是满脸含笑地给我肩上来两下。1985年的金秋，我收到了师傅的一封来信，得知他的“孔雀开屏”在省美展中获了二等奖。他不仅被吸收为省美术协会的会员，而且还被T市文化馆聘为专职美术创作员。我把师傅的来信一连看了几遍，心里真为他感到高兴。要是师傅此刻站在我的身边，我也会情不自禁地给他两下。生活曾经欺骗了他，但他用不灭的信念和灵巧的双手终于又寻回了那失落了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