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民众的安居、生产的发展，历来受到官方的重视和民众的关注。荆门地区遗存有不少清代、民国时期关于社会治安的碑刻。这些碑文，折射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当时的治安状况，记载了当时官府和民间为整顿社会治安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具有重要的社会治安法制史料价值，为地方史志中所没记载，是填补史缺的珍贵的文献实物档案。笔者现就这类碑刻作一下简要评介，以飨读者。

　　社会治安碑刻中，大部分是地方绅民联名向官府反映治安情况，要求出示严禁布告，以治乱而安民心。刻于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的《奉示永禁》碑记载，“据生员刘鸿翥等呈禀，有不法棍徒邀聚多人，强网塘鱼，采摘桑叶，硬砍树木。”因此要求官府出示严禁，以安乡民。时任荆门直隶州正堂的冯振鹭接到恳请后，立即发布告示，“对匪类恶棍等害，要严究不贷。”此碑现存东宝区子陵铺镇曾庙村一组净业寺遗址处。刻于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的《正堂严示》碑，记载了京山县杨集田家台训导梅峰海、贡生梅薰南、生员董成泽、耆民陈宗洛等联名禀称：“田家台地方离城   远，地峡山岖，远近乞丐，名称花子，实属匪类。白昼强行索讨，叉鸡捕鸭，鼠偷狗窃，窥探路径。夜则纠夥挖窃，肆行无忌。团民受害匪浅。为此齐扣台前，赏准出示严禁，庶地方得以安谧。”时任京山县正堂的黄承祁立即发布正堂严禁的告示，“示仰该团保甲军民人等知悉，自此之后，倘有前项不法匪徒，仍蹈前辙，许受害之家，投同保甲扭送赴县，以凭究治，决不姑宽。”此碑现仍立于田家台大路旁，完好无损。

　　社会治安碑刻中，有一部分是地方民间众姓公议出若干条禁令，刻石公示，以禁歪风。现存于钟祥郢中街办陈庙村的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的《众姓公议》碑载，“近来世风不古，人心日薄，禾苗始生即扯草放牛，多有害于田稚。迨五谷将熟，更有无耻之人，约伴成群，强取抡割，直如自己田地，反逞英雄，欺压于人。于是左右临庙众姓公议，请数位正直无私之人管守，不许强取抡割，暗偷明拿。如有违者，同众禀官，按律刑罚，决不宽恕。”刻于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的《十禁碑》，现存东宝区栗溪镇三元村黑虎庙遗址处。碑文系“合团商议，勒石示条”的十项禁令：“一禁强摘桑叶，二禁盗伐木竹，三禁窃摘瓜果，四禁擅伐松栗，五禁摩掠五谷，六禁打蒿入栾林折枝，七禁游方痞棍窝落，八禁殃民养盗局赌，九禁掠买强要，十禁苛诈地方。如若违犯，轻则合团议罚，重则同众告官。”东宝区子陵铺镇金泉村七组现存一块《大众公仪》碑，刻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其碑文载：“湖北荆门县第一区第二段远例条规，保卫乡里。若有人心不古，窝藏匪类，邀约局赌，强采桑柘，私盗塘鱼，强讨恶要，放火烧山，强砍树林，跳唱花鼓，采穗拿谷，勾梭妇女，一切等情，若有犯者，凭首保公论。其过之小者，或唱戏一本，或罚钱入公。若过之重者，或仍首保处解，或送官究，决不宽贷。”这些乡规民约，禁令清楚，处罚得当，在当时应收到了好的效果。

　　有的碑刻内容，既刻有官方的“示禁布告”，又有民间的“公议条款”，两者紧密结合，更彰显整顿治安的力度。东宝区子陵铺镇金泉村五组送子庵遗址附近，至今仍立有一块刻于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的《奉示永禁》碑，碑文的前部分系时任荆门知州郭觐辰所发布的告示：“照得本州访闻胜景山沙子岭一带地方，近有外来流匪并游僧野道，借乞为名，强讨恶索，窥探路径，肆行宅窃。更有本地无赖之徒，撩青剪黄，或纵畜践害田禾，窃网塘鱼，砍树偷桑，甚为闾阎之痛。除查拿外，合行出示严禁。凛遵毋违。”后部分系刻众姓的“公议”：“里党无事不请酒，人情多少一回还。打蒿不采栾林树，荆条栗柳莫乱删。六畜四季不撒放，剐菜不割麦与豌。若有不遵公议者，罚席演戏众人观。”官民同治社会秩序，其法可取。

　　有的碑刻内容，系针对有关个案而发布禁令公告。刻于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的《勒石永禁》碑载，“仙居地方近有不法地痞王五成等强伐树木，抡摘桑叶，窃网堰鱼，   淫局赌，肆无忌惮。”经绅保陈大震等肯示严禁，时任荆门知州的王澍颁发告示，对不法地痞王五成等指名道姓，列举劣迹，给予严惩。刻于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的《奉宪遵行》碑，是关于钟祥元佑宫道人张复荣不守清规，将宫内物品窃为己有而潜逃无踪的不法事迹。于是道人胡阳昆等向上公禀，钟祥知县李火斤札示布告：对张复荣先行示革，饬差密拿，务获解县。并随附元佑宫若干宫规，示道人遵守。从碑文可知，上述个案，官方都作了及时地查处。

　　在社会治安碑刻中，官方还针对乡保人等怕惩凶中格斗伤毙，反遭人命之祸而不敢帮忙捉拿匪徒的情况，专门发出布告讲明政策。在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的《山乡同遵》碑文中，时任钟祥知县的李木原出示晓谕：“本县到任，即闻县属每有盗贼匪徒在市镇村庄，强讨恶要，稍不遂   ，即持众滋事，或乘间偷窃，或肆行抡夺。官差往捕，匪已逃循。乡保人等因其带有凶器恐格斗伤毙，反遭人命之祸，不敢捕捉，以致匪徒肆无忌惮。尔等务将甲内户口挨户遍查，如有窝匪、窝娼、窝赌之家，及盗贼痞棍抡窃扰害之人，该保甲绅耆邀集乡民协同捕擒，倘匪徒胆敢持众拒捕作恶，更许尔等格杀勿论。若更将著名大盗拿获送案，本县定当从优奖赏。决不拖累尔等。亦不得挟嫌妄拿无辜，致干诬良之罪。”道理讲明，政策阐明，调动人们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性。此碑现存东宝区栗溪镇三元村灵山观遗址。

　　有的碑文，涉及到行政区划交界处的社会治安，当地保甲绅士分别呈报，请赏双边出示严禁之条规。现存东宝区牌楼镇泗水桥村的《永禁不朽》碑，刻于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文中记载，“盖闻安善良必先除奸宄，端风化固宜惩宵小，是以整治月去箧之患，恐其扰害乡民也。兹牌楼岗萧何庙等地区，屡遭外来窃贼及本地掌匪之祸患，受害者众。公等互为相助，拿获盗贼扭缴荆邑。更请示谕，蒙荆门直隶州稽查并批示保甲驱逐等情。公等又禀安陆营都阃府新督之谕，即有掌匪之讯，尔等禀明钟祥县梁（即知县梁正标）示扭缴惩办之谕。”示谕明确，两地共管，有利于祸患的肃清。

　　保甲长等人是治理基层社会治安的关键角色，官方对他们制定有明确责任。此内容在社会治安碑刻中也有反映。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的《遵王公示》碑记载，时任钟祥县知县的王鸿典对保甲严饬专责：“照得保甲之设，原为稽查奸宄，如强盗、窃盗、邪教、私铸、逃人、凶徒、赌博、私宰、偷伐树木、禾稼等类，皆其专责。该保甲果能巡察严密，奸匪即无所托足，地方自见宁谧。如保甲私受匪类赃物，则为贪纵；知而不举，则为徇隐；怠于察缉以致为害地方，则为失察。故定例则有将保甲分别拟以军徒、笞杖之条，责成保甲，法至备也，迭经出示晓谕在案。”可见，封建时期，对保甲长一类的“基层干部”，也是规定了明确的责任制的。

(摘自《荆门日报2012年7月1日P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