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时期，楚人就开始观象授时，创立了自己的历法。楚人奉祝融为先祖，祝融在舜帝时官职是火正，职能就是与天打交道。在天文学和历学方面，楚人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天文学和历学本是两项既神秘而又必须有的科学。楚国的天文学和历学起源时间较早，这与楚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知道，古代农业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时候播种，播种时间的迟早会直接影响到收成。俗话说，人误天一时，天误人一年，在人们对天文学和历学还很模糊的时候，只能依靠对“大火”星的观测来确定耕种时间。

　　所谓“大火”星，在中国古代二十八宿中属于心宿的第二号星，简称“心宿二”。“大火”星平时观测不到，只有在每年春分时期，昼夜等长，太阳刚落山，天色刚暗下来，“大火”星就从东方的地平线冉冉升起，每年的这个时候，就证明一年一度的春耕开始了。在刻木记事、结绳记事的原始社会，民间对这样的事情没有人管，只能由各个部落集团推举人来主管。每年的春分时节，部落主管观测“大火”星的人就向民间宣布，春耕时节到了，于是人们就将保存在室内的火种拿出来点火烧荒，这个负责观测“大火”星和点火烧荒的人就叫“火正”。重黎是舜帝时代舜部落的火正，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气象局局长。因为指导人们每年春耕播种有功，因而被赐予了“祝融”的名号。重黎死后，他的弟弟吴回接班做了火正，仍称为“祝融”。由于吴回是南方部落集团的首领，舜帝又给予赐名，名气很大，吴回生陆终，陆终的第六个儿子季连就是楚人的先祖，芈姓，因此后来楚人将祝融就作为自己的祖先，我们现在也就说观象授时是从楚人最早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天体运行的变化以及岁差的作用，“大火”星昏见的时间也向后推移，古代不像现在的历法计算时间，对于纪年也不精确，完全依靠星宿的观测确定播种时间，如果依靠对“大火”星的观测来指导农时已不行，火正又由观测“大火”星继而改变为观测“鹑火”星。“鹑火”星在西方称为长蛇星座，中国古代二十八宿中为柳宿。

　　战国中期，楚国天文学家甘公和魏国天文学家石申根据太阳系日、月和五星（辰星、太白星、荧惑星、岁星、镇星，后世称为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创立了二十八宿体系。二十八宿分为四大区，东区（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北区（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西区（白虎）：奎、娄、胃、昂、毕、觜、参；南区（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二十八宿体系的建立，对于精确历法的编制和一年四季的季节确定有着重大的意义。尽管印度、埃及、伊朗等世界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也有二十八宿体系，但中国出现最早。

　　星象学是一门科学，但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宗教神话的盛行，星象又被蒙上了阶级和宗教的色彩。如帝王都是紫微星，重要人物都是星宿下凡等等，楚国也不例外。如屈原的《九歌》开篇就是歌颂“东皇太一”，这个“太一”与老子的“太一”截然不同，老子的“太一”是指宇宙，而屈原作品中的“太一”是指星名。《史记·天官书》说：“中官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汉书·郊祀志》：“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那就是说太一是天上最高的尊神，五帝只是他的佐臣。什么文曲星、武曲星、文昌星、大司命、少司命等等。如果我们读一读《楚辞》，那里面的星宿名称之多，的确令人大开眼界。有些看来是神话，但神话中也孕育着科学，如《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朱熹注“咸池，日浴处也。”就是太阳洗澡的地方，这是神话，但按照《史记·天官书》：“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咸池在当时来说系指五车星座，后来又称“鱼囿”星座，这又是科学。至于浪漫主义，那是文学上的事了。

　　楚国的月历和中原地区叫法不一样，中原对一年十二个月分别称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而楚国则分别称为刑夷、夏杘、纺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荧月、献马、冬夕、屈夕、援夕，这中间的七、八、九、十四个月分别对应中原国的四月、五月、六月、七月，这是因为楚国以“冬夕”为正月，对应过来“冬夕”就是中原国的十月。还有一种月历，楚以陬、如、寎、余、皋、且、相、壮、玄、阳、辜、涂分别对应中原国的十、十一、十二、正……九月，如《离骚》开篇“……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朱熹注“正月为陬”，但这一种用法不多。

　　天文学和历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地域上具有世界性，应用上具有广泛性，性质上具有统一性，楚国在天文学上与中原国家同步并且在研究上先于中原国家，但是在历学上与中原国家大相径庭，我们说楚国在历法方面有他的独立性但不一定具备先进性，有特点不一定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