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楚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生产力的快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楚国来说，其广泛性居于各诸侯国之首。

　　首先说一说楚国的冶金技术。

　　谈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蔡伦的造纸术、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再就是指南针和火药。但说到冶炼技术，特别是冶铜技术，却鲜为人知。我们可以说，将铜矿石化成铜汁，在中国远古时代就有这项工艺，但在浇铸方面的技术发展，却以楚国为先。

　　也许是上古恩赐于楚国，在现湖北大冶、湖南麻阳都蕴藏着大量的铜矿。湖北大冶境内的铜绿山、湖南麻阳境内的九曲湾，这两处地方经过考古发掘认证，铜绿山铜矿遗址最早开采期为春秋时期，九曲湾最早开采期为战国时期，证明这两处铜矿的开采权都属于楚国。从遗址的规模看，是属于国有而非私有。

　　楚国铜多，乃至于楚庄王在观兵周郊时，对周王朝派来的特使吹牛说，“楚国折钧之喙，足以为九鼎”。意思是我楚国只要把戈的锋尖折下来，就足以铸成九鼎。春秋战国时期作战的戈均是铜质，说明楚国铜数量多，作为兵器的戈也多。当然这只是史料的记载，庄王既然敢吹，那也就有这么个实力。《左传·僖公十八年》记：“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郑国来朝楚国，楚国赐予铜，并告知郑国，这些铜不能制兵器，只能制乐器，可以铸三口镈钟。一口镈钟按现出土的总量计算是135公斤，三口镈钟就是400余公斤，这么多铜，随意赠送一个国家，在当时的确是很大一笔财产。也只有楚国财大气粗，做的起这个人。

　　楚国究竟有多少铜？考古工作者在大冶铜绿山遗址看到，仅遗存在铜绿山周围的铜渣，估计不低于40万吨，而且这只是一处地方，还有湖南麻阳的九曲湾和一些小矿，例如江陵、钟祥等地也有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冶铜所开采的铜矿遗址。

　　楚国铜冶炼的质量之高，已达到现在的技术标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德俊研究员提供了铜绿山三号炼炉遗址中遗存的粗铜块化学分析的结果，其中铜的成分占93.32％，铁占3.35％，铅占0.038％，锌占0.014％，锡占0.023％，足见产品质量之高。

　　楚国炼铜的方法，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失蜡法，二是铸镶法。

　　失蜡法就是先用蜡做成蜡模，在蜡模的外表涂以砂、石的粉末，形成比较坚固的外壳，然后加热熔去蜡模，最后将冶化了的铜汁浇入。由于蜡的可塑性比较好，因此失蜡法对于模具的形状、花纹等可以随心所欲。

　　铸镶法顾名思义，就是先铸后镶。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很多器物表面都镶有各种精美的图形，或人物花鸟，或山水风景，镶条的原料也不尽一致，金、银、铜、铁、锡，五花八门，这就是采取的铸镶法。

　　一般认为，铸镶法是在器物表面按需要的图形形成沟槽，然后再将镶嵌的材料嵌入沟槽内，再进行锤打。根据专家分析和科学测定，铸镶法的工艺复杂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铸镶法是先将镶嵌的材料做成需要的图形，附在经过失蜡法处理过的模具内壁，再将溶化的铜汁浇注入模具，使之与图形材料严丝合缝，出模后再经过细加工。由于饰纹量较大，因此对于饰纹材料、浇注材料即青铜汁的温度要求异常严格，而且从模具生产到器物成型，到整个器物的完成，整套工序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特别是镶嵌物与本体的吻合，既要有镶嵌的立体感，又要与本体融为一体，其工序之复杂、工艺之精细，没有高超的技术是不行的。

　　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刘彬辉先生认为，在青铜时代，铜器的工艺最能反映物质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特征。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地发掘的楚墓已不下于七千座，出土的青铜器已无法计数，是同一时期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铜产量究竟有多少，这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回答也无法回答的。铜在先秦时期，直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农业生产工具需要铜，打仗的兵器、战车需要铜，生活器具需要铜，人死后随葬品也需要铜。楚国铜的数量，我们仅从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就可见一斑。发掘的楚墓，墓葬规模大、墓主身份高的不说，单就平民墓而言，虽然大量的是仿铜器，但也不乏有许多铜器。1987年底在子陵水泥厂扩建工程中由荆门市博物馆发掘的60座楚墓，是典型的平民墓，也出土了100多件青铜器。而像1987年初配合荆（门）沙（市）铁路发掘的包山二号墓，出土青铜器物就达两千余件，而包山二号墓在楚墓中来说，还算不上最大，墓主身份也就是左尹，相当于副丞相。楚国立国到灭国，初期不说，仅在纪南城建都的两百年间，左尹及其以上的官员又有多少，随葬的青铜器又有多少，谁也难以说清。

（摘自《荆门日报》2012年9月23日2版）